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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头在天平的一端，“不变”则在天平的另一端，人头一端被高高地翘在了空中，向人昭示着它们对历史走向与格局的无足轻重。
治国之道统，简言之即人治之倚偎。规范行为的礼教，简言之即精神之枷锁。儒家也好，法家也罢，都是为这个道统与礼教服务的，只是操作上各有不同而已。人治不变，人权与民主无从生焉。人治及其为之服务的礼教之“不变”引发了一系列恶习、恶俗的“不变”。比如草菅人命、漠视人权自古如斯，沿袭了几千年，没有变易，直到二十世纪仍是“天子一跬步，皆关性命”的人治模式。荆轲为了刺秦王的需要，连商量都没有，就取下了樊於期的头颅。秦始皇修陵寝，成千上万的劳工被活活封死在陵寝中，成为陪葬品。公元86年，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决定立六岁太子刘弗陵继其大统。为防止大权旁落，遂将其母钩弋送入监牢，随后赐死。被誉为贤明帝王的李世民为了皇位也残忍地杀死了胞兄胞弟。明初，巨商沈万三斥巨资赞助朝廷修城墙，却无缘无故被满门抄斩。康乾盛世仅仅限于经济的繁荣，道统上仍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乾隆一面称“朕从不以文字罪人”，一面大兴文字狱。一场文字狱足以断送文人士子的性命，重者还要株连到家族。民国替代大清，可谓天翻地覆，然而也未能打开“不变”之锁。民国打出共和的旗幡，生命并未因此而受到应有的重视。继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之后，生命一次次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被草菅，被蹂躏，被涂炭。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非什么新鲜货色，乃不变的人治礼教的翻版而已，但凡人治发生些变动——哪怕微小变动，“文革”也不会如此毫无阻碍地展开。从造反有理到革命无罪，从喊万岁到个人崇拜，从语录到最高指示，从大批判到牛棚，从文字狱到政治帽子，从破“四旧”到全国八个戏、一个作家，从活人取肾到割断喉管，从斗批改到白卷先生……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样带有创造性，都是“不变”的历史宿命的写照。“文革”什么也没有“革”，只是顽固地守卫着“不变”而已。然而，我们不变，周围的世界却在日新月异地变。就在我们牺牲着人的性命与尊严时，世界却做着相反的运动——权威由一个人渐渐分散转移到众人那里，人的尊严与价值日益被凸显出来。“二战”时，名将巴顿将军巡视伤兵医院，他发现一个伤兵根本没伤。巴顿问：“你怎么了？”“伤兵”回答：“我得了战争疲劳症。”巴顿听罢大怒，打了小兵一耳光：“你这懦夫，怎配和受伤的英雄住在一起！”没有想到，这一巴掌打出了麻烦，媒体把矛头对准了巴顿，群起而攻之，使他难以招架。事后巴顿愤愤地说：“当时我真该亲吻那个小兵才对。”巴顿也气不得，在尊严和权利上，巴顿与小兵是平等的，事情演变的结局就是如此。在人格面前，将军的权威受到削弱，小兵的尊严得到提升。
“不变”的训谕最晚也始于《诗经》：“匪今斯今，振古如兹。”（不是今天才如此，自古以来就如此啊）千年不变的人治礼教数不胜数，举其荦荦大端者，如“以吏为师”、“法先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见贤思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矣”、“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内圣外王”、“发号出令，云行雨施”、“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驯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事君以忠”、“天不变道亦不变”……
朱熹说，孔子的儒学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这是事实。儒学确实在不断地变着，经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之手，两千年过后，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就在儒学不断变化的同时，人们仍然“论必据迹”，万变不离其宗，因此上述的人治理论精髓虽千年而丝毫未易。
“以吏为师。”两千年来，官吏一直充当着民之师、官吏是“为师”的充分必要条件，未取得“吏”的资格，是不能说三道四的。至于普通意义的“老师”，所要做的不过是重复“吏”的话而已。
“法先王。”尊崇先圣的做法，并非为中国所特有，柏拉图也尊崇远古的社会。但中国几千年一直坚持此道，这点确实是举世无双的。先王被神化，被圣化，被作为一种权威的政治范式。每一个朝代都把开朝皇帝谥为“高祖”、“太祖”（意为最高权威），把“祖宗之制不可改”奉为定规。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主要表现在：布衣庶民没有发言权，需要由“吏”来教化；上层劳心者不仅占据权力，而且占据真理与尊严；血统论（“文革”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也）。这句话中“唯”字有问题，“不移”的何止“上智下愚”哉？
“见贤思齐。”这是一种古老的统治术，最早见于《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目的是通过“贤”的示范，齐一人的行为，确立道德范式。寻求参照与选贤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惯例，离开这两个东西便无所措手足。道德可比乎？钱穆先生一语中的：道德是不可比的。既然不可比，“见贤思齐”的范式效应自然也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这是赤裸裸地鼓吹人治礼教之永恒。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一切“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祖宗之法”“不变”的。虽然“祖宗”的姓氏走马灯似的变化着，但无论何姓氏，一律按照“旧章”办事却是铁则。切不要以为“旧章”仅仅是“高祖”、“太祖”之类留下的遗产，更有千年不易的“成制”与惯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乃人治之需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戊戌变法失败，首要原因就是日本的教育经费投入多，民众素质高，中国则教育经费投入少，民众素质低。“文革”中就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个人统治与社会文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矣。”“万机决于君”与“万机决于民意”的现代政治准则大相径庭。孔子也好，韩非子也罢，其理论都是为了提醒统治者“君为正”的。但世间并不存在保证执政者“正”的机制。民不议政，政是“正”不了的，所以现代政治要把治国者置于能够保证其“正”的机制之下。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这句话是实，孟子的“民贵君轻”是虚。客观上确实如此，所以才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奇谈，“文革”中也才有一千年出一个“天才”的怪论。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人治的标准诠释。政治的“举”与“息”随人的存亡而存亡。这一宿命一直延续到现代。1925年孙文一死，他的政治理念就逐渐暗弱了，政治格局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内圣外王。”这是衮衮圣崽们为帝王设计的标准人格范式。柏拉图有过“哲学王”的构想，与中国的衮衮圣崽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在欧洲，哲学王早已没有市场了，许多走马上任的政治家是以精通法学或经济学而著称的。
“发号出令，云行雨施。”这句话本身不错，问题出在“号令”是由谁而来。号令何来的问题一直被有意掩盖起来了。一人言出法随，万人唯唯诺诺，这样的“云行雨施”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如何让号令尽可能代表公意，是根本不考虑的。
“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驯鸥。”两千年前即有“移风易俗”之说。在中国不仅“一朝天子一朝臣”，更是“一朝天子一朝俗”。风俗是剧烈变动的，这种“变”的传统是不变的。纯粹的民俗少而又少，多为“官俗”。民不成“俗”——这是千年不变的传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读此句再读《吕氏春秋》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一种道不出来的尴尬与苦涩。中国的每一个理念，都可以找出一个意思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版本，那不过是装饰性的符号而已，总有一个表述是实质性的。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道”本应是个不明确的概念，以其之玄，争论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