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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而苏轼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旧党一边。作为文人，他们是相互尊重相互倾慕的，但在政治上，两人的治国方略却相去甚远。
平心而论，苏轼只是反对激进的变法，并不反对渐进式的改革。朱熹甚至认为：“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朱子语类》）实际上，当旧党重新获得权力之后，苏轼还反对过对新法的全面否定，因此又开罪了旧党，有些左右不是人的味道。王安石的变法是一个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对其进行全面评述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和笔者的学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石推行变法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中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然而，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牵动众多的利益集团，有时甚至会触动社会的根基，稍有偏差，就会给全社会带来创巨痛深的灾难。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如此。例如他在地方官任上颇受农民欢迎的青苗法，在全国范围实施时就异化成了官僚集团盘剥农民的工具，一时怨声载道。
新法的实施在一开始就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发生在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之间。由于王安石此时出任宰相，反对新法的旧官员纷纷去职，朝廷一时间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仅仅因为赞成新法而被迅速提拔。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人品败坏的野心家，品德才能都甚逊王安石，因此新法的实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而非苏轼。而且他同苏轼一样，与王安石原本私交不错。尤其让人一时是非莫辨的是，对立双方的领袖都不仅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也都是高风亮节的忠志之士。比如王安石，即使最仇恨新法的旧党人物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个人品格是高尚的。但是，由于争论的日趋激烈，新党的日益得势，以及旧党人物的不断被清洗，双方的论辩也越来越变得意气用事。如王安石反对皇帝任用司马光，说他“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旧党人物监察御史张戬则上书称“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忧……”云云。苏轼任直史馆职，应当并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有良知的读书人，看不惯的事不发议论会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王安石在致力于实施新法的同时也同时从事学术研究，著有《三经新义》和语言学著作《字说》。应当承认，王安石是杰出的学者，却不是一个好的语言学家，例如他的《字说》就对汉字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如说“波”的来源是“波者水之皮”，爱开玩笑的苏轼则来了个滑稽的类比：“滑者水之骨。”这当然只是玩笑，但缺少幽默感的王安石一定会因此觉得苏轼的此类玩笑过于刻薄。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几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针锋相对，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恼怒。但实际上，两人的分歧还远不止此。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改革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但是，对这项措施连皇帝都疑虑重重，而苏轼随即上书，反对此项措施，得到神宗的首肯。随即苏轼得到皇帝召见，苏轼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皇帝有些震惊地表示会认真考虑苏轼的建议。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在皇帝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表示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单从改科举一事而言，不能不说是苏轼更有远见，王安石在晚年也认识到自己改科举的片面性：“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王安石赞扬神宗的独断专任，而苏轼则在试进士时出题《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明显同王安石的观点相悖。这一次王安石真正被激怒了，他于是下令调查传言中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的问题，并拘捕了篙工水师鞫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为子虚乌有，但显然，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自己感觉到已无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了，于是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
其实，离开朝廷这一是非之地到达风景秀美的杭州任职，对于乐观豁达、以诗酒自娱的苏轼倒不是什么坏事，他的心情反而一时开朗起来。但是，他这一离开京城就是十多年，远离权力中心对于一个被公认有宰相之才的读书人而言，就未必是那般惬意了。在外任期间，他写了不少优美的抒情诗篇，也不乏愤怒谴责当权者的政策造成黎民百姓痛苦的诗歌，这些诗篇后来终于给他带来几乎是致命的灾难。苏轼是诗人，他关注民生，同情民间疾苦，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善良愿望；但是，他不是政治家，对治国安邦的方略在思想高度上远逊于王安石。他看到的民间疾苦有些是新法实施不当的恶果，有些则是自然灾害和官僚豪门的剥削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新法，就像在今天不能把中国社会出现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归咎于改革一样。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没有副作用的，而且在那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封建专制时代，无论谁当宰相，并不是每个农民都能真正免于饥寒的。
在苏轼外任期间，王安石的新政实施得并不顺利，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旧党，而是来自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新党。在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熙宁六年（1073）出现山崩，而从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大旱。在那个时代，自然灾害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政策不当的警告。王安石是从不相信天命的，他有一段名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但是，政敌却充分利用“天变”攻击他。王安石从前的门生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从而自己独掌大权，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太荒谬，很快证明王安石同谋反一案毫无关系，王安石在罢相之后旋即又恢复了相位。对王安石的另外致命一击还是来自吕惠卿。他把保存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的字样，在那时这可以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知道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加之痛失爱子，心灰意冷，于是请求辞官归隐，得到皇帝允准，于熙宁九年（1076）回到金陵，政治生命从此永远结束了。在退居金陵期间，他除了潜心学术、醉心山水，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写下了数十册记录他心路历程的日记。
苏轼的命运是注定了会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因此对乌台诗案没有直接的责任，但苏轼毕竟是因为反对新法而罹祸的，特别是，迫害苏轼的这伙人如李定和舒蚮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党人物；因而，王安石对这件诗案不能不给予相当的关注。当时加在苏轼身上的这些罪名是荒谬的，例如硬说苏轼诗中咏古桧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是影射皇帝，苏东坡有谋反之心。还有人说他的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是攻击皇帝的水利政策的。随着这伙人对苏轼诗作的上纲上线的解释，加之苏轼在严刑拷打之下一一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苏轼的许多亲戚朋友都噤若寒蝉，当朝官员更是鲜有站出来说公道话的。这时候仗义直言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政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此时也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皇帝上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我们无法确知王安石的上书对苏轼的获救起了多大作用，但王安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于政敌的宽谅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宝贵品格，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无数次耳闻目睹的都是落井下石。正是因为两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