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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痛苦，最莫过于一死而且是杀身的了，人生最大的考验，最莫过于舍生而取义的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把生路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人中之英，人中之雄，莫过于谭嗣同这种英雄中的英雄了。数十年前，陈叔通就说过“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魁杰，未留身以待，惜哉”。时至今日，也仍有人认为百年来社会进程缓慢，谭嗣同的鲜血几乎等于白流。但不管如何，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这是不待多言的。西哲叔本华说过：“如果以书籍来比喻人生，那么前四十年是本文，后四十年是注解。”享年只有三十四岁的谭嗣同，他的“本文”远远没有写完，却令一代一代的有心人有志者去注释与拜读。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庄严肃穆的谭嗣同墓前，背倚邑人宋渐元所作“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联语的墓前石阡，我不止一次地高吟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我深信，尽管红尘滚滚，道德沉沦，物欲横流，但在浩浩长天与沉沉大地之间，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心上，仍然高翔着他千秋不死的魂魄！
大师之隙
大 师 之 隙
——苏轼与王安石恩怨录
？ 戴庆华
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读书人而言，同盛唐一样，北宋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那么多光照千秋的名字竟然如此集中的出现在那么短短数十年间。北宋文化一时的繁荣当然与社会相对较长时间的安定和统治集团对士大夫的优容密不可分，但是如此众多的顶尖级文化大师们能在流淌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狭路相逢，不能不说是某种神秘的缘分在起作用。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们是不会感到孤独的。但是，应当算是命运的捉弄吧，他们相互之间又因为朝廷的党争而长期陷于不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长期争斗，而同是杰出文学家的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更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话题。许多仇视王安石的文人也借二人之间的恩怨大做文章，似乎二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以此证明王安石之大奸大恶与人神共愤。就连苏轼代拟的高度评价王安石学识人品的敕书《王安石赠太傅》也被有些人说成是用曲笔“寓贬于褒”。而实际上，这两位北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政见不和，却从未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私敌，相反，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和在文学上的互相倾慕永远都应当成为惯于“文人相轻”、动辄互相倾轧到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文人们警省的楷模。
苏轼与王安石都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不仅在诗文上互为劲敌，政治上的争端尤其令人关注。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在苏轼到京师任职之前，就以文章学识和卓然的政绩名闻天下。两人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时年二十二岁，而苏轼则于十五年后的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第二名，时年二十三岁。有趣的是两人都曾一度被视为朝廷的栋梁之材。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治绩斐然，他不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而且“贷谷与民，出息偿之，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些都可以说是王安石后来的新法之预演。而苏轼呢，在他参加完殿试以后，由于欧阳修的极力举荐，也几乎是一夜成名，以至于皇帝也得意洋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个钦定“宰相”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至于两人的文章诗词更是那个时代的顶尖水平。苏轼被视为宋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自然不需多言，王安石则即使在身后饱受攻击成为众矢之的之时，文章诗词仍是读书人的不传之秘，正如近代历史学家孟森所言：“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而口不敢道。”南宋时将靖康之耻推到王安石的身上，出现“不管砲石，只管安石”的风气时，《王荆公文集》仍是书坊间的畅销品。
两人的首次会面相互印象如何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相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熟知了对方的大名，读过对方的诗词文章，只会相互倾慕决不会相互轻视。如果不同朝共事的话，以苏轼之豁达，以及两人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爱好，两人一定能成为难得的文朋诗友。但是，既然同朝共事，各自的独特个性和截然不同的政见就注定了两位大师的相处不会是欢洽的。两人的隔阂是有渊源的，那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的反感。被选入《古文观止》的那一篇《辨奸论》就是明证。虽然后世有人怀疑其真伪，但是，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后受到邀请的人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却是事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最初印象可能来自其好友张方平。张方平曾说王安石小时候“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扫事，一苍头耳”，这种以貌取人的思路无疑是片面的。当然，如果《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则可以断言至少这篇文章的文风是不够端正的，如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之类的，是纯粹的人身攻击。而且，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就推知此人将来必是“大奸慝”好像也太有些牵强。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不会同苏洵完全相同，但多少受了父亲的影响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在个性上，王安石执拗，苏轼豁达；在政见上，王安石激进，苏轼温和；在生活习惯上，王安石怪僻，苏轼随和……总之，这两颗巨星的“激情碰撞”是命中注定了的。
还在王安石变法前的仁宗皇帝时期，王安石就向仁宗皇帝上了那份著名的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时事的看法，说明变法的必要性。但是，这封信并未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王安石知道变革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多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神宗即位前王只担任过较短时间的京官），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他的谢绝任用不能不说是真诚的。王安石绝不是那种一味贪恋权势的政客，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朝廷尚不能有效地支持变法的情况下，与其做一名碌碌无为的京官，还不如做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直到支持变法的神宗即帝位的英宗治平四年（1067），他才接受朝廷的任命，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
就在王安石开始准备推行变法之时，苏轼兄弟也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随即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于是，苏轼与王安石终于走到了一起。苏轼的职位不高，王安石却已经是权倾一时的当朝宰相。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而苏轼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旧党一边。作为文人，他们是相互尊重相互倾慕的，但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