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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曾说：“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见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十年后，我们这位湖湘英杰的呐喊呼号，在江浙英雄秋瑾的诗作中，得到了频率共振的激越回声。
四
在大自然中，暴风雨之后也有清明的晴霁，万山磅礴之中也有潺潺流泻的清溪，大海上不仅有奔腾的九级浪，也有波平如镜的风光。在人类生活中，有烈火狂飙的英雄人物，有铁马金戈的战斗生涯，有灿如朝日的崇高理想，同时，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柔情，登山临水的闲情逸致，友朋之间的把袂谈心。谭嗣同不也是如此吗？他愤世嫉俗，也笃于友谊；他忧国忧民，也友于兄弟；他感时伤世而常常金刚怒目，但也情深一往而不时菩萨低眉。
光绪皇帝载湉在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扶助下，决心维新变法。其时谭嗣同在湖南协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举办《湘报》，发展工矿与交通事业，使封闭保守的湖南成为了“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其品格与声望已经随风远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都得到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上书保举。他在保举谭嗣同的奏章中说：“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畏艰难，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下诏“速饬黄遵宪、谭嗣同二员来京，送部引见”，谭嗣同其时患病已从长沙回浏阳休养，光绪帝又急急电催“迅速来京，毋稍迟延”，地方督抚大员也亲函督请，谭嗣同只好抱病应召。在几年来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谭嗣同迭遭保守腐朽势力的刁难攻击，北京更是风云险恶的漩涡中心，高处不胜寒，此去前景如何，殊难逆料。赴京之前，于佛学造诣颇深的谭嗣同写有《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前有一小序：“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全诗如下：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与此诗同时，他还有一副联语赠给夫人：
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
谭嗣同的夫人李闰，是长沙市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他和李闰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赴京前夜，据说他们夫妇俩灯前夜话，对弹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谭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真是弱女子的真情，烈女子的至性！而谭嗣同在长沙写给李闰的信，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劝勉，似乎有某种预感，而意欲让李闰有思想准备。以上所引的留别诗更有珍重与托付之意。果然，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终日以泪洗面。她年年在谭嗣同的忌日悼亡赋诗，有悼亡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流传至今的一首七律《悼亡》，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一洒同情之泪，而想见作者当年之痛断肝肠：“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为了尊重和纪念先烈，她从他们原来的卧室中搬出，住到与谭继洵卧室隔天井而相对的房间里。李闰养亲抚侄，含辛茹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浏阳前所未有的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大夫第厅堂之上原悬有“巾帼完人”的匾额，那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的，也于“千载难逢”的“文革”中被抄毁。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后来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我多次去昔日的大夫第、而今的谭嗣同故居，每次总要在李闰的居室参拜，向她致以隔代的慰问与敬意。她安葬在谭嗣同墓地之侧的山冈上，黄土一，冷落荒凉。几年前李闰之墓已略加修葺并重新立了一块石碑，以后我每次去瞻拜谭嗣同墓，总要去其侧的山冈向李闰敬献一炷心香。这是出自我的至心，冥冥之中仿佛也是受了谭嗣同的嘱托，因为他们虽然近在咫尺，呼吸可闻，但谭嗣同却不可能起来，走到山坡那边去探望她了，如同当年李闰已经睡熟，而深宵秉笔不寐的谭嗣同走到床边去探望一样。
五
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他三十四年前的出生地北京。这是他短促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半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载湉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给四人一道密谕：“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变法维新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当另是一番面目。
谭嗣同到京后，曾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一信，这大约是他给夫人的最后一函了。信的第一段是：“夫人如见：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信的最后还说：“我十七八可引见。”然而，仅仅在光绪接见谭嗣同并俾以重任十余天之后，在谭嗣同力图建立一支亲兵劲旅并计划将来实行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之时，慈禧太后及保守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于八月初九即9月24日发动宫廷政变，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
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仍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则决心以身殉道。他和梁启超诀别时的誓言，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声英概，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他的致康有为的狱中绝笔，至今仍不广为人知，其实读来同样使人热血如沸：“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康有为以后的种种表现，却大有负于谭嗣同的厚望，但谭嗣同则确实是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他临刑前所书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及以血写成的《狱中题壁》，就是最好的证明：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历来对“两昆仑”多有歧解，我则认为一是自知必死的谭嗣同的自指，一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理由有三：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学，长同志，而终生为生死之交，时人号为“浏阳双杰”。他们曾联名“受业门人唐才常谭嗣同仝禀”他们的老师，即后来的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有道是：“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虫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共机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