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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顺章被捕，骄傲不吐实，咎由自取
顾顺章被捕后，非常镇静，竟愿先见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蔡孟坚（因共党藏在我中央党部间谍的钱壮飞，早已有通报），捕手即把顾顺章送至我办公室。见面后，他先通报他名顾顺章，他与周恩来密驻上海，共同主持中共中常委，他并兼上海红色保卫局长。看来此人怙恶不悛，竟以共党自居，促我安排他去见蒋总司令，谈国、共两党合作，云云。我说先见行营何应钦主任再定。他答道：“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待我向何应钦上将报告后，何应钦表示他无意见顾顺章，嘱我安排去南京偕他谒蒋公。如果顾顺章当时供出陈立夫手下调查科（徐恩曾为科长）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为共党打入我中央主要间谍，我必然与何应钦主任另辟其它管道呈报蒋公。只因顾顺章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因此，我照正常方式，与南京中央党部不断通电，正式注明顾顺章自首，愿谒蒋公，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其时，何应钦主任嘱我租一招商局小轮，派宪兵一排，押顾顺章赴南京。但我先日乘飞机到京作安排。我到中央党部，适逢週六，仅遇到张道藩秘书，共同安排等到顾顺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顾顺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顾顺章一见中山路三○五号门牌，即是共党驻京住处，促我速将共谍钱壮飞扣留。我一时急忙，查钱壮飞已逃沪。此时均由张道藩安排。张道藩接蒋官邸电话，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顾顺章谒蒋公。我在车中询顾顺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他没有想到安排得如此之快。当时，顾顺章改口说，此时只愿简单表示：“请蒋公准予承认共产党存在，将共军交归我中央改编。”他补充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即时，我偕顾顺章进入官邸，先看到张道藩，我耳语告之，顾顺章发现钱壮飞已逃沪，自感前途莫测了。
四、张道藩阻我向蒋公通报中央藏谍案
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蒋公走到客厅，我先趋前向蒋公报告，顾顺章为共党重要首领，他愿拜谒钧座，稟达愿望，刻在近旁。待我介绍后，相互站着，顾顺章竟伸手向蒋公求握手。蒋公视之为阶下囚，不予理会，仅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骄傲自负的顾顺章，自知已落入“阶下囚”矣，因之无话可说。当时蒋公嘱我送顾顺章返住处后，再来谒见。我将顾顺章押回住处，顾顺章在车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其时，车即抵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我即将顾顺章交给看管人。顾顺章向我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我即再去谒蒋公，张道藩仍留在会客室，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我再谒蒋公，蒋公指示我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同时我将顾顺章述恽代英案情稟告。蒋公嘱我提出枪决，并说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我回稟蒋公：最好交张道藩先生。拜别蒋公后，我即返顾顺章原处。不料徐恩曾竟已将顾顺章迁移它处。徐恩曾本人，从此数十年直至迁台后，也未曾见面。至于陈立夫先生，亦二十年后在庐山见到一次。但张道藩连日在我住中央饭店纠缠我，表面说要等蒋公指示，我就应该留在南京，指导顾顺章如何破案。但南京、上海非我工作范围，仍须慎为考虑，意思让我返回武汉。其时张冲（怀南）为调查科副科长，也来安慰我，说中央认为我捉了共党一首领，其功无比。我返武汉后，与他个人联络。但我年仅二十三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我即时飞武汉，照常主持反共任务，但无所事事。
顾顺章被捕后，李立三的城市路线解体。我辞去两湖特派员，撤销电台及经费。中央为了应付我，发表我为中央平汉铁路党务特派员，后正式组成党部。民国二十年冬季，蒋公以总司令名义下野。次年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旋又在武汉组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公兼总司令，又任我兼总部视察室主任，规定每周晋谒一次。
五、怕成“众矢之的”直接退出反共任务
前面提到二十年年底，蒋公一度下野，旋以委员长名义复出。约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二月间，蒋公忽然在中山陵园的一幢别墅内，秘密宣布要执掌铁卫组织（仿墨索里尼黑衫队）。蒋公新侍从武官邓文仪，奉命通知我参加。忆其在场人有陈立夫、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徐恩曾等高干参加。当时我坐在蒋公右手首席，陈立夫先生对坐。蒋公即席致词说：“我们近年失败，就是干部没有组织铁血秘密团体。这几年来，除蔡孟坚同志在武汉破获几个大案，值得奖励外，你们在各处有什么表现？”
当时在座出席人员静坐对我观望。蒋公即询我顾顺章事，因蒋公不知陈立夫、徐恩曾扣顾顺章在南京，并未照他的指示交我办理，当时我慌于答复，只有正目面视着陈立夫先生及徐恩曾二位，让蒋公直作估量（暗示）。其时正议题着眼在新组织，蒋公就新目标作出一些新指示。陈立夫、徐恩曾避而不作解答。最后蒋公指示：“自明日起，大家提出新秘密组织，由陈立夫秘书长作召集人，讨论一个结果报告我。”接着宣布随便坐。贺衷寒、康泽、戴笠等向我握手言贺。
蒋公又坐在沙发上指示陈立夫说：“闻蔡同志在武汉遭暗杀多次，非常危险，似应改调上海主持特别任务。”我不便回答。陈立夫先生当考虑决定。蒋公最后加一句：“胡汉民已离京赴香港，便中予以监视。”陈立夫先生宣布：“明晨八时起，中山路三○五号开会，希望全体按时出席。”
陈立夫先生届时致词说明：必须统一组织，以蒋公为最高领袖……。贺衷寒为军方代言人，认为党方、军方须分别成立组织。因军方出力战争，辩论三日后我认为无奈争辩，最终须蒋公决定。因各方自私，我无意参加终场会议，故提前数日离开，并未向立夫先生请假，即提前飞返武汉。
后来，中央秘密组织为“青白社”；军方黄埔同学组织“力行社”，另名“蓝衣社”（戴雨农成为特务处长，自此起家）。二十一年夏季，蒋公主持豫鄂皖三省剿。某日，蒋公忽然接见我，促我即日起草一全国性秘密调查组织，对象除共产党外，包括本党腐化贪污分子，不数日嘱我交卷。我经考虑后，当面报告：“我此时仅二十三、四岁，无阅历、无经验，无法担任此职。”蒋公当时责怪我：“有能力，不能做无名义的英雄。”及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蒋公出席武汉联合纪念周，大骂武汉市政、警政腐败。散会后，即刻在三省剿匪总部召见我，嘱我出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直接退出反共组织，一心改良警政机构，与特工无缘。我将原有的一些共产党自首干部，转入各治安单位。我任职警局七年，经多位主席，迄至抗日时武汉弃守，警察成军，才告一段落。
结论
顾顺章曾向徐恩曾指认、捕捉共党驻沪办事处处长杨登瀛（双重间谍）。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周恩来其时认为，工人出身、无文化的向忠发，终日沉溺于女色中，致使被捕杀。顾顺章本人在被困中，想入非非，妄想组织新党，藉国共合作、抗日期间，争取部分共党首领自立门户，发展势力，替国民党分化共党敌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