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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科中一度处于控制地位，在这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反而小得多。
我们的人文学领域长期以来有重专著轻论文的传统，尽管目前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已出现偏重学术论文的倾向（部分也因近年著作出版太滥），大体上著作的影响仍非论文可比。其实章太炎和刘师培就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并未写出长篇著作。民初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仅写出一些散篇文章。稍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似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前引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便可视为代表作，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侯著的影响不够广泛。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后学无形中也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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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丘为君先生总结出的二十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分别是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丘先生以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19 这一判断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论述显然不在其所论范围之内。
论者或曰，梁、钱二书有相当显著的不同，而钱先生自己后来明言，他当初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是有意为之，盖“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且因其与梁开同样的课而论述不同，一时颇受注目。20 这样，要说两书都在道咸“新学”之大范围内，似乎有些勉强。这就需要对道咸“新学”进行简单的考察。
王国维指出：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具体到治学内容的变化，道咸以降之学即“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王氏强调，虽然道咸以降之学基本为国初与乾嘉“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但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时人治学“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21
这一趋势到光绪年间变得更明显，张之洞在戊戌年曾有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22 诗中刘郎指刘逢禄，张氏并非所谓汉学家，但对经今文学兴起而导致的学术变化，显然不满意。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实即处处与此前居于正统的乾嘉问学路径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23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24 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25 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26 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27
晚近言学术史者对今文家的态度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据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场。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学”影响者在经学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这方面梁启超表现得更明显。而偏于古文一边的，则通常对乾嘉时的今文家尚承认其有所得，对道咸以后的今文家便多斥责其把学术搞乱。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对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识外，也因他们特别不欣赏康有为引进西人宗教观念以树孔教之“创新意识”。戊戌前一年，章太炎便因“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28
当然，这部分也因章太炎向来主张“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而以为“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29 不过，他们这样说汉儒，多少也有些倒放电影的意思，因章太炎、刘师培等论清代学术时基本已确立反满革命的观念，所以特别注意士人对入主之异朝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清初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和后来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其实都不脱“干禄”之意。刘师培指出：清代主汉学者多不仕或仕而不显，而“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30 受汉学家影响的邓实也认为，道咸以降之今文家不过“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31 平心而论，道咸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因内忧外患而促成经世之学的兴起，今文家更多涉及时政与这一外在的现实直接相关，其希望“干贵人、觊权位”也不过是“得君行道”这一传统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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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很受章太炎的影响。他一则说梁启超“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再则说“梁氏两书取于章氏、刘氏的著作”。这里的刘氏即刘师培，周先生第一次举参考文献不及刘文，第二次则包括了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所以梁启超所“继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刘。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两次列举了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第一次列举把钱著置入“附”一类，说“这部书还是可以参考的”，显然略带保留（第二次未作解说）。因此，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真正强调章、刘之说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论中提及，并非专论清代学术，所以其主张在这一领域影响不甚广。43
当然，梁启超虽受章太炎等影响，但一开始也有不同（如前述对今文经学的处理），而且明显呈现出越来越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只要比较下面两段对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评论，便可看出差异：
其一，《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44
其二，《清代学术概论》：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45
关于方著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其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著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46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