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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二、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利用党办的半公开、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着重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地区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在华北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视了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杜斌丞等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市等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信给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派出代表做联络工作，给他们送去党的文件，解释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对爱国民主人士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和推动他们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东北军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部队，1928年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遭国人谴责。热河沦陷后，张替蒋受过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很大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当着亡国奴，因此，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对蒋介石的歧视、威逼及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首先会谈，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
（一）互不侵犯；
（二）建立交通和通商；
（三）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等。
张学良于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4月6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主要问题，内容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