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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毡荆闪撕杭椤�1933年在沈阳组织“正义社”，1935年在土肥原支持下，纠集汉奸石友三、李瑞清等拼凑“华北正义自治军”，白任总司令，日本浪人樽崎一良为顾问，拟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为此，白收买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的第5中队长沈锡之与第6中队长段春泽，段被委任为“华北正义自治军”第2路总指挥。铁甲车队原属张学良东北军，张下野后归隶北平军分会，下辖6个中队，分驻南口、西直门、长辛店等北平四郊，第5、第6两中队驻丰台，曹耀章任大队长。白还派汉奸李瑞清先行收买大队附邹立敬，邹不愿当汉奸，虚与委蛇，向曹耀章密报，曹随即密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等设计逮捕了活动于铁甲车队策划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遂决定提前发动叛乱。1935年6月27日夜，白坚武率60余名匪徒，伪装成日本人（内有一部分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在丰台车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曹耀章得知驻丰台的铁甲车中队情况有异，亦向上作了报告。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立即采取措施，令全城紧急戒严，所属缪澂流部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警戒。
在丰台站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段春泽的第6中队，于28日凌晨向北平开进。段逆一伙到达永定门，缺口已堵，车队无法前进，日本人命令向城内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发炮，企图以爆炸声通知东交民巷的便衣队出来响应，但炮弹被士兵卸去引信，均未爆炸。便衣队在东交民巷受到四周军警的包围，无法行动，此时天将拂晓，城外叛军不敢拖延，听从日本人命令退回黄村。段春泽见大势已去，率300余人逃往香河县。该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了王树常密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3名头目，其余部下立即自行散去。段等被解往北平，经审讯后枪决。第5中队长沈锡之等叛乱时没有直接参加，但也没有听从命令截击叛乱，遂被扣押。日本顾问松井兼之及几名日本浪人也一同落网，其后由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据“日方史书记载，丰台事变中直接参加叛乱的日本人有15人。＇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2页。＇ 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在日军的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二）香河事件
丰台事件不久，又发生了香河汉奸叛乱，其导火线是香河县的税收问题。
1935年8月13日，香河县政府颁发布告，宣布从9月10日开始，每亩土地再增加附税1角2分，连同以前增加的5分1厘，每亩地每年共附加1角7分1厘。这对土地贫瘠，连年天灾的香河地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沉重的负担。布告贴出后，民众怨声载道。那些土地较多的乡绅地主们更为不满，城南柴庄的武宜亭，城北领子村的安厚斋等，想借民心波动之机，鼓动抗税不缴。武宜亭有土地100余亩，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过河北省议员，其子武真华在日本留过学。父子二人是仰仗日本势力、横行乡里的汉奸劣绅。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得知武宜亭等要闹事的消息，甚为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华北的有识之上从心底里产生出的华北自治的迫切愿望。”＇〔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129页。＇
香河县地处平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战略地位重要。在此策动“自治”，既可直接影响平津两市及河北全省，又能使国民党方面难以武力干涉。把香河抗税闹事纳入“分离华北”阴谋的轨道，还能通过武宜亭等人搞一个“民众倡导自治”的先例。10月上旬，曾任伪满军事顾问的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在北平对武宜亭、安厚斋亲自指点，面授机宜。武、安等返回香河，武真华与两个日本浪人胜见、福田霞也同时赶回柴庄。一面联络乡绅地主，一面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
18日，武宜亭与两个日本浪人到大地主胡承武家，召集所谓“国民自救会”，决定20日以请愿抗捐为名到县府闹事，“要求县长收回成命”，“要求自治”。20日晨，约2000余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县府已经获悉武宜亭等人将举行叛乱，见状急忙关闭城门，只让其派3名代表入城交涉。此时，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队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经该县警察呜枪弹压，又将城门关闭，受骗民众大部散去。翌日，河北省主席商震，由附近的三河县调“非武装区”保安队第1总队第7中队前往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便从北平派出宪兵20余名，由分队长大木带领，分乘汽车2辆，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当日下午，日本宪兵到达县城西门，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各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
6月22日，武宜亭等扩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并派人四处张贴和散发由武署名的“香河县人民自救自决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有计划煽动的香河乡民暴乱，既不愿放任不管，又怕采取措施会触怒日方，遂于10月23日命令商震“妥为处置”，“万勿任其扩大”，“于外交中得一根本解决办法”。＇《北京日报》1935年10月27日。＇
商震所派代行县长职的省参议刘耀东到达香河后，23日19时，武以个人名义宴请刘参议及日本“代表”西村。刘不知这是一席难吃的鸿门宴，如约前往。席间，西村向刘索阅省府委任状，刘从身上取出递过，西村根本不看即将其撕毁。刘耀东提出抗议，武宜亭同伙一拥而上，将刘打得大呼救命，刘的随从3人拔枪登楼，武等一齐开枪，随从杨文治身中5弹，当即倒地。其余2入亦受伤，其后一人重伤在医院死去。刘本人被扣押监禁。随后，武等率众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商震于24日晚从北平赶到天津，次日会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参谋长酒井隆，以及日本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睛义等人，但未能解决。各国驻平人员纷纷表示对事态的关注。6月24日，日本陆军省召开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川岛陆相、桥本次官、杉山参谋总长等均参加，讨论了所谓“华北农民运动的情势”。会后，陆军省发言人说，香河事件，将来无发展之可能、“可望依华方当局之手使之平息。”＇天津《益世报》1935年10月25日。＇
基于日本“民众倡导自治”的隐讳策略，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多。中国驻屯军及驻华特务机构，经过一番强同夺理的纠缠后，才与商震达成协议，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这伙叛逆一失去主子撑腰，立即如乌兽散，武宜亭于6月27日晚逃进天津日祖界，其余亦各寻出路。驻通县的保安第1总队第7中队于28日早6时开入城内，维持治安。这样，一场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闹剧匆匆收场。据日方宪兵队调查材料，有6名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叛乱，整个事件受到了伪满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操纵。＇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3页。＇
（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泛指河北东部平津一线东北的大片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及22个县城，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余万。日本的关东军虎踞于前，驻屯军狼顾在后，到塘沽协定签署，这里大部分被划入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囊中物。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批准将冀东22县划为两个区，在唐山和通县分别设立滦榆、蓟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陶尚铭、殷汝耕分任公署专员。陶不讨好日本，为日方所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辞职，转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殷汝耕由日本推荐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遗职由苏玉琦继任，冀东大权实际上全部握于殷一人之手。殷汝耕系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了日本妻子。其后虽然归国，实际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日本学者评论他是：“自认为只有依赖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时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日本外交史》19，第238页。＇
殷曾参与1932年《松沪停战协走》和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为日方尽了犬马之劳，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在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纵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东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滦县车站保安队长刘佐周被人暗杀，日本一宪兵亦被流弹击伤。日方认为是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