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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19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300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助第19路军阻击日军100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200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第19路军总指挥部，带去200余名童子军，交由第19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5月28日第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19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各区成立了6个分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3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
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19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54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19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1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诱以重金，勒令他运送军火，但他“道经黄浦口，乃拨机横驭，望波直驰，烟沉浪飞，人车俱音，胡亦殉之。”＇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1933年4月初版，第610页。＇人们从英雄事迹中受到激励，坚信“神州不死”。
（二）各界同胞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19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促使国民党内部分裂。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人士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积极支援全国爱国救亡运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19路军的将士们“实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迭次向蒋、汪陈述支援第19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还恳切表示：“我虽有病，亦愿抬榇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19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19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19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月12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她鼓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当即代表所部官兵表示：决“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在前线巡视中，宋床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19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照片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光荣史册。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何香凝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深感耻辱和沉痛，遂取出自己的裙子，并写诗一首，一起送给蒋介石。诗称：
“在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济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中帼裳，换你征衣去。”＇宋庆龄、廖梦醒怀念何香凝文章，《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0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遂共同等划，由杨佛杏＇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32年参与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等竭力相助，创办了“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