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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赵县东北和安国、定县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大马圈、西伯章等据点40余处，并一度袭入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氏）宁（晋）地区。5月，冀中部队乘任丘日军撤走，包围任丘，在政治攻势和内线关系配合下，迫使伪军500余人投诚，一度收复任丘县城，同时再度攻克肃宁县城。6月，为打击抢粮之敌，冀中部队在大城、深县、藁城、赵县、宁晋地区展开攻势，攻克日伪据点40余处，使日军抢粮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在秋冬季攻势中，冀中部队攻克肃宁、武强两县城，攻入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恢复了藁城、无极地区，长途奔袭了北平西南长辛店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
冀热边抗日军民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与敌展开积极艰苦的斗争。1～5月间，日伪军集中1。5万余人对热南地区进行“扫荡”并对遵化、玉田地区进行合击，八路军在粉碎日伪进攻的同时，以一部穿插于敌纵深地区，消灭了大量敌人，并先后袭入宁城、昌黎县城，袭击北宁铁路上的敌人火车。秋季，中共冀热边特委确定采取以恢复蓟县基本区等地为重点，同时向北平、天津郊区和长城以外敌占区发展的方针，对敌展开攻势作战。8月下旬，担任恢复蓟县的部队，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向平津郊区发展的部队，开辟了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与冀中进入武清的部队会合。
10月中旬，日军进行反扑，集中1万余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经两个月的艰苦斗争，迫敌于12月底撤出抗日根据地。但中共冀热辽特委、行署机关（1944年9月30日，由冀热边特委、行署改称）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开会时，10月17日遭日伪军合击，牺牲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周文彬以下干部战士400余人。
晋察冀军区在1944年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7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
1944年9月，中共中央鉴于晋察冀根据地恢复和扩大以及形势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冀晋区以王平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军区司令员，杨耕田任行署主任；冀察区以刘道生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张苏任行署主任；冀中区以林铁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罗玉川任行署主任；冀热辽区由李运昌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张明远任行署主任。冀晋、冀察、冀中三个区的领导机构在10月上中旬组成，冀热辽区到年底就绪。
晋绥军区
1944年，晋绥军区部队与边区人民群众继续深入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展开了连续的对敌攻势。1～8月上旬，先后拔除头马营、蒲阁寨、孝子渠、津良庄等58处据点。其中尤以挤走蒲阁寨日伪据点的斗争影响为大，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司令部特颁令嘉奖参加围困蒲阁寨斗争的部队和民兵，推广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围困敌人据点斗争的开展。
8月中旬，根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全面展开秋季攻势，至9月底，相继攻克汾阳之岩头、协和堡，宁武之杨家林、坝上、李家山、榆树坪，静乐之娄烦、东马坊、东六渡、利润，离石之南梁上、上白霜，文水之信贤、西社，五寨之风子头，方山之马坊、峪口，等等，共收复国土11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万余。秋季攻势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是9月14～16日第8军分区进行的汾阳战斗。汾阳是日军楔入山西西部的重要交通线汾离公路上的重要战略据点，城内驻有日伪军700余人，其周围罗城、协和堡等据点驻有日伪军500余人。经过3天战斗，八路军烧毁了汾阳城外围据点火柴公司的哨楼，破坏了火车站、飞机场、电灯公司重要设备，全歼了协和堡据点日伪军。当时前来晋西北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武道，美军观察组军医梅尔文·卡斯堡少校等，亲眼目睹了汾阳战斗的过程，深为感动，表示要把看到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全世界。日伪军在八路军秋季攻势打击下，为挽回其失败的影响，于9月9～12日，14～16日，先后“扫荡”第6军分区忻县、崞县地区，第8军分区方山屹洞地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伪军集中5000余人，“扫荡”兴县、临县、岢岚、保德、偏关地区，历时25天。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内外线相结合夹击敌人，广泛开展群众地雷爆炸战，大量地杀伤了敌人，迫使敌人狼狈退出抗日根据地。
1944年，晋绥边区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92个，收复村庄3108个，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全年中，斗争形势是不断向敌进攻，群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显著的发展。
三、新四军在华中展开攻势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中敌后军民从1943年冬渡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年，日军从华中抽调原有大部分老部队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与投入太平洋战场，临时新编独立步兵旅和野战补充队等部队接替华中占领区的警备，华中日军数量由1943年底第11、第13集团军共14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约21万人，减少到1944年底第13集团军、第6方面军第34集团军共5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5个独立步兵旅、5个野战补充队、2个支队等约17万人。人员减少，兵员素质降低，特别是日军已处于全军崩溃的前夜，士气大大下降。日军为弥补自身兵力不足，进一步利用伪军，为此，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与掌握，积极调整和编组伪军，强化其战斗力，分别调离其原属地区，使其逐渐脱离地方性。
如日军于1943年12月24日将李长江的第1集团军撤销，李长江调伪参议院副院长闲职，所属部队改为第5集团军，由项致庄任总司令。伪军数量由1943年的20万人增至35万人。日伪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清乡”，在沿海继续推行“屯垦”计划。
1944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次数虽未减少，但每次“扫荡”的兵力均较少，时间也不长。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华中敌我形势的新变化，决定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见附图7）
苏中军区
1944年春，日伪军在对苏中第4军分区继续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积极布置对江都、泰州、海安、李堡、栟茶一线以南地区（第3军分区范围）进行“扩展清乡”，及对东台沿海地区（第2军分区范围）进行“强化屯垦”。
为坚持苏中斗争，2月苏中区党委决定发动车桥战役，夺取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的淮宝地区（车桥、曹甸一带）作为后方阵地。车桥驻有日军七八十人，伪军500余人。苏中军区集中5个团组成3个纵队，以1个纵队攻车桥，两个纵队打援，以保证夺取车桥。3月5日凌晨1时50分，战役开始，攻坚部队一举突入车桥镇内，至当日晚，攻克碉堡33个，将500伪军全歼，日军残部退守独立瓦房继续顽抗。当日黄昏起，日军援军逐批赶至，新四军阻援部队将头三批援军共500余人大部歼灭，后因敌援军增多，部队经一日两夜之苦战，过于疲劳，乃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6日晨大批日军进占车桥，但慑于新四军声势，于7日放弃车桥，撤回淮安，尔后又放弃车桥周围的一些据点。从8日至13日，新四军又收复和逼退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等日伪据点12处。是役，共歼灭日军上校以下460余人和伪军500余人，淮安、室应以东纵横100余里全部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由东台县东南三仓一带移驻车桥附近主应县的固津一带，车桥战役显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月开始的春季攻势的凌厉有力。
车桥战役后，苏中区提出第4军分区“坚持反清乡”，第1、第2、第3军分则“打破清乡、屯垦”。6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提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逼迫敌人放弃小据点，并使敌人据点孤立。
于是苏中全区对日伪展开了夏秋季攻势作战。通过这次攻势作战，苏中全区局面进一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