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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占75。56％，到了1944年竞达85。32％。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63。4％。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对本国人民的统治越是强化，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是炽热。日本全国虽然成了军事监狱，但日本工人反对统治者战争政策、经济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持续不断。1941年至1944年间各地罢工浪潮接连不断，总次数达130余次。1941年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发生大罢工，工人们把一些飞机的部件砸毁后抛掉，实行破坏性罢工，给飞机制造增加了严重困难。
10月，横滨的重工业区鹤见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连职员也参加了罢工行列。
除了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工厂中无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工人的缺勤。
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全日本工厂的缺勤率平均达20％，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更为突出，缺勤的工人竟达半数。此外，工人们还用怠工方式表示反抗。1940年在神奈川县一个工厂中发生工人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品的事件。1942年夏天，日立制作所举行有组织的总工，全厂生产率降低70％。1944年，全日本发生的较大怠工事件共达216起。日本农民也不断开展反对征购和增加地租的斗争。从1937年起，七八年间，全日本发生租佃纠纷共达2。9万余次，参加斗争的农民约14万人。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反抗斗争，对日本战争经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打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来越活跃。在神户，曾发生新兵家属哭送新兵登船开往中国时呼叫反战口号的事件。在中国山西战场上，从伤亡士兵的衣袋内发现有《致出征士兵书》之类的反战宣传品。日本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种种反战、厌战的小道消息。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人民愈发表现出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有人公然喊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性的反战口号。
日本军人中的厌战、反战斗争，突出的是士气低落。侵华日军士兵中装病、自杀、哗变、逃亡，以及携械投降等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初，在山东馆陶地区，侵华日军部队曾发生士兵暴动的事件。
1944年4～6月，在缅北战役中，日军第15集团军所属两个师的师长在进攻英帕尔作战中，因公然违抗命令率领部队退却而被免职，英帕尔战役遭受失败后，从缅甸方面军至第15集团军各师长全被撤换。这种军心涣散，指挥失常，以致败退时陷入不可收拾局面的出现，正反映了日军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厌战、反战的心态。
反战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很快形成了反战组织。早在1939年，部分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帮助，组织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组织。此后，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逐步扩大，经常到前线向侵华日军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觉醒联盟”改建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盟成员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人员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后，印发传单、报纸，或者进行火线喊话，对日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将“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作为同盟的斗争目标。此后，该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显示了日军士兵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
三、东亲英机政权的垮台
（一）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东条英机出生于军阀家庭，16岁就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
1920年东条毕业于陆军大学后，历任驻德国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部作战科长等职，1935年起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曾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中国东北地区大批抗日军民。“七·七”事变后，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大举进犯华北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锦秀河山。1940年7月起，东条两次连任近卫内阁的陆相，协助近卫文磨对内开展所谓“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