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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突，先后在1940年10月和l941年1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89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2月被日军占领。第89军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年2月，日军调集第70师一部和独立第12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1941年至1943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1941年的35万激增到1943年的81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100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1944年6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61军仍留在敌后，总共近3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61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
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页。＇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