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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癯霭嫔纾�1981年版，第237页。＇
百团大战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妥协，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一切手段，进占宜昌窥视陪都，持续地大规模地轰炸重庆，全力展开诱降的“桐工作”，封锁滇缅路，断绝国际交通等，一时间给中国抗战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侵略者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的成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51页。＇
然而百团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近卫首相的“坚信板蒋（板垣、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变成了“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未获结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官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574～575页。＇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接连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野心勃勃地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确定利用急转直下的世界形势，抓注难得的良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解决南方问题。
7月下旬，在《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决定，为解决南方问题可行使武力，行使武力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但对美开战将难避免，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此，要实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总动员，确立战时经济态势，积聚战争资材及扩充船只，扩大生产及调整与充实军备，统一国内舆论等，并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以8月末为目标。作为南进的第一步，日军第5师9月23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强行登陆。但是，南进计划突然又被迫发生逆转。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2页。＇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提出，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宗旨，反对从1941年起缩减在华兵力。于是日本只有暂时收回南方作战的矛头，乘机南进只好以“口号演习”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百团大战不能不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迟日本的南进步伐，无疑给英美及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17、第33师由华中调往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备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并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巨大胜利，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作战中，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红星报》予以赞扬，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新闻封锁，在百团大战期间连续报道了交战消息。当时在华北敌后的不少外国记者、学者，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百团大战作了充分的肯定。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1940年8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八路军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声誉大为提高。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四编 小结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并应付长期战争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战略为主政略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控制已占地区，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面临打破敌政略分化和军事进攻，进一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新的战略任务。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同样对中国极其不利。在欧洲，德、意法西斯日益嚣张，英、法节节败退。在远东，英、法、美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维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一再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迎合日本的要求，并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实现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坚持抗战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正是实现其尽快逼迫中国屈服，以便抽出身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好时机。日本以全力策动的诱降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日本期望一旦汪精卫公开树起“和平”旗号，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就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地方势力便会投汪倒蒋的情况并未出现。汪精卫逃出了重庆，可应者寥寥，结果不过是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公开决裂，在全国上下讨汪反投降的怒潮中，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促使动摇音抗战意志趋向坚定，给企图妥协者以精神威慑。汪伪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
日本为寻求汪蒋合流而展开的“桐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政略进攻走进死胡同。
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日本侵略者认为，仅是由于他们忽视和认识不足，才使中共的势力壮大起来，因此，只要日军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靡。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但是，华北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大部分“扫荡”均遭到惨重失败，恢复对“面”的占领的目的并未达到，占领区“治安”的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侵略者这时才认识到，在军事战略上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日军。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由于反共分裂、妥协投降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