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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
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1。62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9。66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4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囱对外贸易。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年12月10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27页。＇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破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大炮轰击，大部被夷力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奸和亲日派。
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奸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奸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满政权设有“弘报处”，等等。除报纸外，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成立有“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有“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又建立“华北广播协会”及“蒙疆广播协会”，上海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有“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由汪伪政权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有广播电台约50～60座。
日本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东亚联盟”、“皇协会”，等等，数目繁多，以华北的“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成立的宗旨，即在于实行“新民主义”，按日伪解释，“新民主义”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范则是日本的皇道政治。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曾对此解释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因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人有吸引力。”新民会建立后，除分担电话、广播、书刊等文化宣传作用之外，逐渐又担任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