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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和民营化学工业社，由政府补助迁移经费56万元，在10年内每年奖励金额25万元，允由政府代商银行低利息借款329万元，并允拨给用地500亩。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
（1）补助迁移费；
（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
（3）拨给建厂地亩；
（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
（5）发给奖励金等。
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
（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
（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
（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
（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
（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