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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
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减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55。3％，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
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计划。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
一届三次大会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进行反民主反共活动，在各地与共产党制造磨擦，并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压制共产党、压制民主的独裁面目，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1939年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要求国民政府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如左舜生、张君劢等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斗争，蒋介石作出“实施宪政”的许诺。
蒋介石实施宪政的许诺，不过是迫于形势的搪塞之词，并无真正实行的诚意，而在反共反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1939年冬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40年4月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利用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的形式掩盖反共磨擦的事实真相，连篇累犊地攻击共产党、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向何应钦提出质询：“总长所举电文，多与事实不符”。八路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参政会，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何应钦的诬蔑不实之词，说明国共磨擦真相，使一些参政员恍然大悟，纷纷批评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制止磨擦，团结抗日。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不久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出现分裂的危险。
1941年3月上旬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先后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临时办法十二条，作为参加大会的条件，因国民党拒不接受，故决定不参加本次参政会。这一正义行动，得到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共产党的全面政治斗争面前，在国内外不赞成反共分裂强大舆论之下，蒋介石被迫缓和国共关系，并且做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参政员出席了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以及第三届历次参政会（1942年10月、1943年9月、1944年9月）。但是，国民党反共方针终未放弃，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愈来愈暗淡，到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参政会，国民参政员几乎为国民党独占，参政会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工具。
国民党打着宪政的幌子，企图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反对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因此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纵观历届历次参政会，它在国共合作抗战形成高潮时应运而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曲折前进，又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虚应场面，以至收场。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它一成立就不尽如人意，而且越来越走下坡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进行了大量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其成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参政会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战时经济方策的施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经济的重心偏集于东部沿海沿江等地区，其中工业70％在沿海，而广大内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先后陷于敌手，致使中国的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的平时经济体系受到破坏；财政税收骤减；而抗战军兴，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由于国民政府对中日全面战争准备不足，举措不力，战争伊始即出现经济困难的局面。
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首先，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具体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不少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
（一）战时经济方针的确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经济问题列出8条，作为战时经济方针政策：
（1）“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2）“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3）“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4）“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5）“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6）“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7）“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8）“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487页。＇
在会议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之胜负，每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之能否充裕为断。”
同年6月，国民政府新组建的经济部根据临全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拟定了《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其中，列出五条主要原则：
（1）“提高经济行政的效率”；
（2）“充实内地生产能力”；
（3）“奖助经济事业之发展”；
（4）“力谋军需器材之供应”；
（5）“筹划经济立国之大计”；并且从经济行政、农业、工矿业、商业、水利等方面阐明了战时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9年第3、4期。＇
临全大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等文件，为国民政府制定和调整战时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表明了国民党战时经济方针的基本确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方针有两个基本点：
其一，“以军事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