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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页。＇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同时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709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力革命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教百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加强了原有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又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力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为了加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促使民办公助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得到加强。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大办干部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等。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把创办干部学校当作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陆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1年的时期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党校校长，为党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也继续得到发展，为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抗大”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成为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题词中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抗大”第3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另外，还有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队等，全校共13个队，学员共1272人。
1938年3月～5月，本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抗大”第4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12月陆续毕业。本期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学员共5562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约占全校学员总人数的83％，部队和地下党干部有907人，约占 17％。另外，还有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友人。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同时，在延安的总校第5期于1939年1月28日正式开学。
总校直属5个大队、41个队，学员共4962人。6月，“抗大”总校奉命挺进到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3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成仿吾任校长。
1938年3月，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罗迈（李维汉）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