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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
同时提出了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
“（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
（二）在一定时期内（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
（三）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的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
（四）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
（五）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已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边区政府还确定了教育方针：
（一）以民族解放运动为教育的根本内容，党的主义和宗教的信条不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任个人信仰自由及在大学研究，以实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的统一的教育。
（二）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是教育的中心标准。
（三）取消区分劳心劳力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切人民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给予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为了号召和推动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北青年救国会提出了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标语口号：“提高苏区青年儿童的文化水平！”“克服苏区人民的文化落后！”“实行国难教育！”“提高我们政治上、国防技术上、生产上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苏区文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等等。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学校教育大大发展。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才，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儿童到学校学习。以小学教育发展为例：边区成立以前，仅有学校120所，1937年春季，小学增至320所，学生为5000人；到1937年秋季，小学增加到545所，学生增加到10396人。
其次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一切不能脱离生产的青年和成人，可以参加为他们设立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巡回扫盲。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发展迅猛，1937年原定设立冬学400所，招收学生6000人，结果达到60O 所，10000人。随着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开始逐渐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巩固政权的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通过边区政府和军民的努力建设，使边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有识之上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同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对抗战准备进行某些筹划。但是，这些都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绝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1935年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部分化趋于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一些国民党将领及有识之士，“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有的毅然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有的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蒋介石1933年3月23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使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初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一些抗战准备。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其“安内”政策，仍然用主要精力“剿共”。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基本上停止了内战，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快了抗战准备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准备很不充分，特别是由于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消耗了国力，削弱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伐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
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