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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12月24日，双方最后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接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国民党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杨两将军即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张学良去南京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华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救亡图存，自己起来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美国友人斯诺认为，事件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斯诺：《西行漫记》，第392页。＇
第二，结束了10年内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4页。＇ 所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由于国共两党逐步走向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展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已告完成，它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六节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新形势下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有利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
二、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转变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谈判时，蒋介石、宋子文允诺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准备抗战及开放政权等问题。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是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
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己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印行，第101页。＇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石敬亭、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提案接着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杨虎城、于学忠提出关于西安方面的8项主张的提案，李宗仁等9人提出关于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动员之基础的提案。冯玉祥等16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