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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民等趁热打铁又去查戏班子，发现在南京地区出没的戏班子虽然很多，但凡属南京本地的戏班子在文化管理部门都有登记。他们又去文化管理部门翻着登记簿一一细查，终于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发现了申少珍的名字。再翻报纸，知道“吴家班”当天晚上在秦淮河夫子庙就有演出，于是决定接触申少珍。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也正在寻找申少珍，因为她是“在敌伪机关任职的人员”，却没有按照市军管会公告规定的期限向公安局登记，这种行为当时被视为与新政权的对抗。就在马新民等3人跟南京警方联系当晚去夫子庙找申少珍时，警方正好也开出了拘留证，于是议定由南京警方派两人和上海同行一起去。
马新民一行赶到夫子庙时，“吴家班”的绍兴戏已经开场了。因为怕惊动太大，想等到演出结束后再下手。但不知怎么的，申少珍竟然察觉到公安局准备抓她，于是利用去后台化妆的机会逃跑了！马新民向上海方面电告了情况，领导因人手紧张，决定让3人先回上海接手其他案子。
马新民返回上海后，南京很快就在江宁县（现南京江宁区）发现了申少珍。这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正准备嫁给一个资本家做“填房”。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夕，警方将她逮捕归案，关进了羊批巷看守所。
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马新民二赴南京向申少珍了解陈亦川的情况。考虑到申少珍可能装聋作哑拒绝回答问题，还带去了对姜深义的讯问笔录和两份有关申少珍、陈亦川两人密切关系的材料及照片。
在大量证据面前，申少珍不得不招供：她确实跟陈亦川保持了3年多的情人关系，一直到1949年4月才中断，两人不仅在南京借房子同居了1年多，一度还常去上海陈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
“陈亦川现在在哪里？”马新民追问道。
申少珍回答不上来，因为1949年4月23日后，两人就中断了联系。申少珍估计，陈亦川可能逃往台湾了。
此时，杀害王亚樵的案犯几乎全都落网了，只有陈亦川在逃，上海市公安局在向全市各公安分局下发的《敌情通报》中，列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
其实，这时陈亦川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拘捕了，只不过他使用了徐庆楚的化名，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陈亦川。
原来，陈亦川解放前夕搬到了位于榆林区的另一处住所。上海解放后，使用了假身份的陈亦川没有去公安机关登记，原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不知怎么的，一天公安机关突然来找他，要他讲清楚自己的历史，因为有邻居对他产生怀疑并写了一封检举信。不过，包括公安局在内，谁也不知道这个徐庆楚竟然是军统特工。陈亦川虽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简历，但简历中有太多可疑之处，于是在1950年4月中旬被“请”进了局子。
由于当时公安局人手紧张，对陈亦川之类的嫌疑分子暂时无法顾及，他的事情就一直拖到6月上旬。一天放风时，一个刚刚落网的军统特务认出徐庆楚就是陈亦川，立刻向看守所方面报告，这样，陈亦川的真实身份终于暴露了。
三
陈亦川在沪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王亚樵的长子王继哲立刻去皖北行署申诉，要求清算陈亦川杀害其父的罪行。当时郑抱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非常重视此事，当即出面联系了王亚樵的老朋友许习庸，请他将亲耳听陈亦川说的谋刺王亚樵的经过写一份材料。
郑抱真又给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1951年2月后任局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查明陈亦川罪行后予以法办。这封信函和王继哲的申诉状、许习庸的举报材料一并派专人送往上海，直接交给杨帆。杨帆指示迅速查明情况，依法惩处。
到了这一步，陈亦川只好交代了所犯罪行和全部特务活动，其中包括其参与杀害王亚樵的情况：
1935年10月，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组织了轰动全国的“六中全会刺汪案”后，蒋介石严令侦缉王亚樵及其部属。不久，王亚樵集团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在香港被捕，随即引渡至南京接受审判，一审判处死刑。陈亦川以同乡的名义出面找余立奎说：“只要你把王亚樵藏身的地点说出来，就可以免你一死！”余立奎没有理睬他。陈亦川碰壁后又设了一计：允许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去监狱探望余立奎，并派人跟踪，指使一名特务住到其隔壁，寻机接近余婉君做劝说工作。
与此同时，陈亦川又派了一名特务伪装成犯人关进余立奎的监号，不时进行挑拨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余婉君有了勾搭，你这样为王亚樵拼命，有这种必要吗？”余立奎虽然还是不为所动，拒绝说出王亚樵的藏身之处，但这种挑拨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当余婉君再来探监时，余立奎表示不见。余婉君深感委屈，大哭不已。陈亦川对余婉君说：“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说你如果要表明跟王亚樵没有关系的话，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换他出去！”余婉君听后半信半疑，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拒绝了，说：“余立奎有话，不把王亚樵捉来，就不跟你见面！”余婉君信以为真，便带领陈亦川一行去广西梧州。
1936年春末，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广西梧州，居住在梧州市西江岸边一幢房子里，改名匡盈舒，随行人员均分住于梧州市。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的李济深与时任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正联合反蒋，三人商定，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
余婉君跟王亚樵联系上后，骗王亚樵说她跟一个亲戚一起从余立奎那里来，有要事与王商量。王亚樵一点儿也没有怀疑，立即动身去了旅馆。他敲了敲门，没听到动静，又敲了一下门，感觉有动静却没有人出声，毕竟是武林高手，心中一怵，双枪的保险立即打开。他低声叫了两声，发觉还是没人应，顿时明白坠入了陷阱。于是抬脚猛然踢开房门，俯身向前一滚，眼光扫处瞅见两条人影伏在门后正准备扑出，手中双枪应时已响，两声惨叫中两人已就地了结。王亚樵知道已身陷重围，于是飞身下楼，在楼道里东躲西藏，开枪还击，又放倒几个特务。眼见就要冲出旅馆了，心中一喜，正准备举步冲刺，突然，胸口传来一阵剧痛，一股鲜血喷涌而出。他心知中了暗枪，身形一滞，此时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向他射来，身上已中10多枪。曾经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军统特务陈资平、王鲁翘等人为让戴笠确认王亚樵已死，就将王亚樵的脸皮揭走。余婉君一看大惊，紧紧抓住陈亦川，说他失信，并且大呼警察，特务处香港区副区长王鲁翘当场开枪将其杀死。
这就是陈亦川交代的杀害王亚樵的过程。
1950年9月17日，陈亦川被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当天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