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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学说。同时，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
等领域，也都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因此列宁说：“不研究——正是研究
——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
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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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方哲学
1。中国哲学
（1）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自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以及接踵而至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英、
法、德、俄、日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1895年至1898年间，以
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国家临亡在即和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
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在经济上发展和保护新兴民族工业；在政治上变封
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文化上废除
封建科举制度，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学，广译
西书，派人出国游学。与此同时，改良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等学会，出版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刊译外国书报，宣传维
新变法，以图国家的独立、富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终于采纳改
良派的意见，下诏实行变法。9月21日，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
政变，捕杀“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皇帝，取消全部“新政”，康有为等
人逃亡海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宣告失败。
1900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被帝国
主义列强的血腥屠刀和清政府的欺骗出卖联合绞杀了。随之，八国联军攻入
北京，国家的首都惨遭侵略军蹂躏，皇帝和太后仓皇出逃，最后是丧权辱国
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使各阶层的不少人开始觉醒：维
新变法决难救亡图存；唯有诉诸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世纪之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
渐增强。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
中下阶层）的政治代表顺应历史潮流，登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1894年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
众政府”的口号，并相继在广州、惠州等地组织武装起义。1903年，蔡元培
等人发起组织了“光复会。”1904年，黄兴等人组织了“华兴会”。1905
年，在孙中山倡议下，这几个组织联合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民族、
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并创办《民报》，鼓吹革命。
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逃亡海外的改良派利用自己的报刊抨击
同盟会的纲领，大力宣传保皇立宪、维护帝制的主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
派认识到：要推动革命，就必须从理论上击败改良派，肃清其影响。于是，
从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总题目，
就要不要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即“革命”抑或“保皇”、要不要建立资产阶
级共和国即“民主立宪”抑或“君主立宪”、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即
“平均地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论战双方的主阵地是同盟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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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双方在海内外的20多种报刊
也都投入了论战。这场规模空前的论战既是两种政治观念的对垒，也是两种
哲学思想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
革命进化论与庸俗进化论的冲突。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奉达尔文、斯
宾塞等人进化论为“世界之公理”。而且，改良派也承认政体同样是不断进
化的，声明并不反对将来实行民主共和制；但他们强调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
宪再到民主共和必须循序渐进、拾级而升。康有为认为：“进化有渐进，仁
民有渐进，爱物也有渐进，此皆圣人无可如何，欲骤变而未能者。” （《论
语注》）他以“生当乱世，道难躐等”为由，坚决反对革命，指责革命派倡
导革命是“一二文章好异求速之人，日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
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
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他认为，革命必然会有流血破坏，因此不仅不利于
社会的进化，而且还会导致亡国：“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
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
耳。”（《法国革命史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进一步论证其师的这
一观点：“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其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
要求勿以暴动。” （《开明专制论》）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
国必亡矣。”（同上）
针对改良派关于社会历史的进化只能渐进不可骤变、中国只能先实行开
明专制的观点，革命派进行了系统驳斥，揭露其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不知文
明之真价，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既有渐进也有骤变。今天的中国已经落后于
西方，因此必须奋发有为，积极猛进，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孙中山指出：“又
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
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
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
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
譬，是非然矣。”（《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因此，与改良派谴责革命针
锋相对，革命派热烈讴歌革命，认为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药，“终古无革命，
则终古成长夜矣。”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效
法18世纪法国大革命。
批孔、革天与尊孔、天命的冲突。康有为在19世纪末曾提出托古改
制论，作为号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戊戌变
法失败后，他却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神化孔子，鼓吹复古，主张尊孔立教：
“人无教则为禽兽，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既为
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经。……孔教衰，人道废……
孔教毁，人道亡。”（《重印后序》）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揭露：
古代的圣贤言行没有什么可以效法；把孔子尊为“万古之师”，是完全违背
进化论的。革命派认为，孔学的实质是“忠君”，“至圣”二字，不过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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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
门叫人忠君服从（《法古》、《童子世界》第三十一期）。值此瓜分豆剖之
际，中国人若再讲“忠君法古”就要亡国了。所以他们大声疾呼要“做现在
革命的 ‘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同上）革命派对孔子
的批判是后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他们把批孔同民主革
命的使命结合起来，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康有为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庸注》和《论语注》中极力宣扬“天命”
论。他写道：“命者，天之所为。人当奉天，只有俟其驱使而已。”（《中
庸注》）不仅如此，他还由此论证说，中国目前只能诉诸改良以求得君主立
宪，因为这是天命的安排，无法用人力来改变；革命派倡导的革命是违背天
命的，因此决不可能成功。革命派在驳斥天命论时提出了“革天”说：“天
之不可以不革也。革天者，非天之所以为革也，有革之者在也。天革，而他
革乃可言矣。”（《革天》，《国民日报汇编》第一辑）他们一针见血地指
出，天命论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