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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页。
从而加强了国家的自主性。“东亚各政府无论是在同美国的外部联系上还是同地
方上层分子的内部联系上，相对来说是‘自主的’和‘坚强的’”、“在某种意义
上说，这种对外依附并没有减弱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在事实上提高了国家对
国内各阶级和上层分子的主动权。21
最后，正如萧新煌认为的“复杂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在历史上一直相互作
用着，这样的相互作用导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其独
特的相对自主性”。22
第四，殖民地殖民统治的结果。东亚国家大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殖民
地统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国家自主性最高的政体之一。殖民地权力不
仅强调军事和警察的控制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在强国家的支持下得以发展。这在
1929年经济危机中尤为明显，日本在韩国采取了国家组织、中央银行和财阀三
种力量聚集的统治方式。殖民化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取代了国内各阶级成
为工业化发展的领导力量。
独立后的“后发展国家”对这种专制统治产生了一种“路径依赖”，结果新
兴的国家政权采取了一种类似“殖民地国家的”的统治，而且独立后形成的“民
族生存”的心理压力给这种政权带来了合理性，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的高度自主。
第五，东亚文化传统的作用。东亚国家共处儒家文化圈，关于儒家文化与现
代化的关系，学界已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儒家有关国家的道德定
义，强调领导者或国家当局的仁政。东亚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使人民社会化而尊重
“权威”，而这种权威在现代的代表就是国家官僚体制。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
东亚各国的官僚可以更加主动利用各种资源，而不会太多受到社会各方的反对。
第六，东亚政治传统的影响。东方国家一般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政体
的特点是存在大批专业化的官僚。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治水社会需
要治水的专业官僚，马克思也认为：“……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
员太大，不能产生资源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
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3中央集权
化的国家和专业化的官僚管理，使得传统上的东方国家政府干预的内容和方式都
24前六个原因描述了市场有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后两个原因描述了这种情况，即使经济达到了帕累托
最优，政府也有进行干预的经济上正当的理由。他列举的六大原因是：第一，竞争的特点（主要是各种形
式的垄断）；第二，公共物品；第三，外部效应；第四，市场不完全（主要指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
和互补市场的问题）；第五，信息不完全；第六，失业、通货膨胀。后两个原因是收入在分配和优效品（merit
goods）。（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荷）阿诺德·赫特杰主编《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
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上篇。
25 刘力臻《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前言，商务印书馆，2000年。
是比较多的。
从如上的几点原因来看，政府干预的理论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具有合理性。
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不健全，还是从历史的路径依赖；无论是外部的影响，还是
内部的因素，都导致了东亚的政府干预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2、危机后政府干预的调整
政府干预经济有其弊端，但政府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斯蒂格利茨
（J。E。Stiglitz）指出，市场失灵有八个主要根源，其中每个都被看作政府干预
市场的理由2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开篇认为，“市场与政府是相
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制性基础，国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这
是世界银行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看待。简言之，政府的干
预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承认东亚的成功有政府的巨大作用，我们还要继续承认。
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重新考虑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官僚。他们认为，实际上
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有效地建立和使用技术官僚，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僚是很难
独立于上述压力之外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明显。随着民主化的进
程，很多腐败被揭发出来，短期政治考虑的严苛要求开始超越长期的战略性考虑。
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本地区主要政府机构的作为，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强大利
益团体的压力是很敏感的。而且，东亚的官僚体系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人才。
此外，政治环境改变了，指望官僚体系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从体制上说，东亚的失败（金融危机）使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
的“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具体表现。是东亚国家、地区没能适应市场经
济全球化、一体化，金融证券化、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而出现的市场与
政府二院调解机制由原来的优化组合转化为二者“双失灵”的劣势组合的结果25。
这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分析。
不能说1997年危机是政府干预的失败，相反，危机提醒我们，在新的形势
26 自以洛克为首的自由主义提出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以来，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保护私产、
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政府很少参与到经济的发展中来。但这一时期的政府仍然在国际舞台上以积极的姿
态干预贸易。进入20世纪，人们逐渐意识到“看不交的手”有其弊端，1929年危机后，凯恩斯的干预主
义开始盛行，政府干预国内经济的理论已经成熟。事实上，纯粹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干
预是始终存在的。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在两百年中，权力极大扩张，有人认为美国“形为联邦，实质高
度中央集权”。任何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干预也是如此，切忌“因噎废食”。
27世界银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8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
虽然福山有为华盛顿共识辩护的味道，但是其对国家能力的重新界定，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政府干预的内
容和范围。
29 尤素福等，《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世界银行，2005年，第216、258页
下，政府干预的内容、方式和程度都应该做出一个较大的调整26。直接干预过时
了，干预的内容随着形势时刻在变，而对新旧领域的干预在程度上也要把握合适
的“度”。危机国家的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保护在市场环境中无法适应的
“老弱病残”。危机也揭露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本身并不能替代有
效的社会政策。这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第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市场和国内
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使得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笨拙；第二，民主
化的转型，一党专政和军人政权的威权主义政体开始丧失合法性，公共债务的不
断增加、人民对政治权力的不断追求，已经将管制问题明确地提到下一步的议事
日程上来。而且，金融危机的发生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第三，各国面临的
具体问题。如老龄人口的增加、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要求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将弱势族群纳入增长的轨道、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都需要
政府作出更大的功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趋于狭窄和间
接27。
弗朗西斯·福山将国家范围和国家力量进行了区分，对国家职能进行了重新
界定。他认为，在一些范围内，国家力量要增加；在另一些范围内，国家力量要
削弱。要增强国家力量，就需要相应的国家机构的增强；反之亦然。“真正的问
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加强。”28对于亚洲国家而
言，这就是关键。
Chales Boix指出，如果以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