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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
前而言，这两个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教科书”和“媒体”作为影响“文化
环境”的基本变数。
本文认为，“文化环境”可以有助于解释和分析一些具体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
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多大程度上是比较完整的，而不是割裂的①？既不是将对方丑化，也
不是美化，而是比较公正地再现出来？显然，这些问题都与上述的“文化环境”完善与否有
着一定关系。
如上所述，中日关系上缺少这种“文化环境”。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呢？其实，对日本的
“一举一动”，我们十分敏感，与其说是出自文化因素，不如说是“政治觉悟”。换言之，改
变千篇一律的“日本形象”很大程度在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建立。这里并不只是针对中国
而言，日本也同样存在“文化环境”问题。在日本，“中国形象”有时会被描绘成非常可怕，
即“中国威胁论”，有时则又会被看作一个“摇摇欲坠的弱国”，等等。
另外，在“构筑未来中日两国关系主要基于哪种途径”（设有“首脑交流”、“民间交
流”、“经济交流”、“科学技术合作”、“文化交流”、“年轻人交流”、“其他”和“不
知道”8种选择，可复数回答）的问题上，彼此还存在不少差异。但是在“文化交流”这一
点上似乎可以找到共同点。这样，创建“文化环境”就成为中日双方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文化环境”的变数之一：教科书。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日之间产生纠葛和误会，有
些纯粹是由于对对方缺乏起码的了解而引起的。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中日两国大学
生都存在不关心对方国家政治的倾向。即使对对方国家有兴趣，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方
面的认识和知识贫乏，结果导致这些大学生对对方国家不了解或了解不全面。因此，本文认
为学校教育是“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教科书又是基本之基本。
文化作为理解对方的一种手段，很有必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
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加以解决，“特别是像靖国神社之类的历史问题，还有涉及中国统
一大业的台湾问题”②这是一条底线。如果有了这条原则，那么就理应在文化理解方面多
助），2003年11月23～24日＇
① 藤村幸义（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开发学部教授）：大众传媒的作用（主题发言）＇“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
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
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加强交往。而且，文化又是通过人员交往来实现的，尤其应该加强中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这是中日关系未来所在。如何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文化交流的前提环境呢？这显然是与教科书
在记载对方国家时，如何把握历史事实的同时，又不失公允的立场相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问卷调查”中，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两国大学生的认识差异十分明显，现阶段在历史
认识上较难找到共同点，这似乎也与教科书对对方国家的记载和介绍有很大关系。
日本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引起中国方面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日
本近年来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在有关战争记载部分，也听取过周边国家有关学者的意见。
这一事例说明，尽管“文化环境”并非一日即可构建，或许要花上多年时间，但通过一些方
式方法是肯定可以构筑起来的。
通过“问卷调查”，还可以发现以下情况：两国文化之间的“同一性”依然存在，但是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减少，这种“同一性”的减少并不是“全球化”结果所致，而是中
日两国之间缺乏文化上的交流所致。总的来说，中日大学生都缺乏对对方国家的历史的了解。
这可能是由于中日双方在介绍对方国家方面投入精力甚少，导致青年一代对对方国家的认识
浅薄化，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结果导致中日在文化上疏远，缺乏亲近感。
“文化环境”的变数之二：媒体。作为“文化环境”的第二个变数是“媒体”。媒体如
何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角色，这是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如同教科书问题一样，缺
少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和“文化理解”，当然会生成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报道。
对“问卷调查”中的一些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验证以上论点。在“中国媒体在报道日
本问题上，你认为如何？”（设定为“客观公正”、“一般”、“导向性比较明显”、“不公正”
和“不知道”5种选择）这一问题上，竟然有4成中国学生认为“导向性比较明显”，仅有
四分之一人认为“客观公正”。而日本学生对于“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上，你认为如何？”
的提问，回答是“客观公正”几乎没有，“一般”的4成，而“导向性比较明显”的仅1成。
由此来看，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中还存在较多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如何通过媒体使
“文化环境”朝着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方向发展，依然是一项中日双方亟待关注的问题，不可
等闲视之。
日本学者指出，随着中国加入WTO；必然会放开媒体上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的客观公正
性问题将会有所改善①。但笔者以为这只是媒体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
“文化环境”的确立。媒体如何在“文化环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在于媒体工作者
自身行为，即与是否“实事求是”地报道发生于中日两国的事件和事实有关。从现状看，首
先就是要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让中日双方彼此了解真实的对方。众所周知，目前媒体
在报道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夸大事实，或者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尽管这些问题也不
① 川村范行（《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评论员）一直关注中日关系中媒体对舆论导向的问题，指出中
日双方媒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日中媒体间的相互理解》，载《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
关系》（同济大学亚太论丛）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林晓光（原日本金泽学院大学副教
授），对日本媒体的倾向性问题有过批判＇《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与日本传媒的舆论导向》，同上＇。2002
年以后中国国内出现所谓“对日新思维派”，受到日本一些媒体或机构的高度重视，并受邀在日本宣讲，
一时颇具影响力，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媒体操纵的事例。这里也必须注意另一种倾向：一些在日华侨
社团的个别成员，为迎合日本媒体，自以为懂得中国国内民众情绪，不顾事实，不负责任地向日本民众
散布错误信息，其结果往往会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不合时宜的看法。比如，有人在电视节目上告诉
日本人说“中国国内年轻人，对日本普遍怀有好感，没人反日，反日的原因是国内政治问题引起的”。事
实果真如此，又如何解释2005年4月所发生的连续性涉日示威事件呢？谷口诚（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
原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副秘书长，曾任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岩手县立大学校长）
于2005年9月出席同济大学《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研讨会时，因为一直怀疑这些言论，所以
就这一问题向笔者（戴）谈了自己的看法。谷口认为，这些人（在日新华侨华人）的论点有时比起他们
这些日本人的言论或许更具有媒体价值，至少是满足了某些媒体的需求。问题是如果他们的言论中的确
具有某些建设性意义的话，当然另当别论，若纯粹是出于个人某些动机而迎合媒体的话，那么对中日关
系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对此，笔者（戴）完全赞同谷口的论点，并认为的确有人是纯粹出于个人动机，
迎合媒体，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些人虽然很容易被普通日本人认作对中国情况最为了解，实际上
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早已“归化”，不管是申请加入日本国籍的，还是保留中国国籍的，都已远离中国本土，
成了名副其实的Diaspora。是否真了解中国现状？是否具有使命感？都是值得怀疑的。
是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