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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日本，带动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复苏和亚洲区域合作”（专题演讲会，同济大学亚太研
究中心主办），2004年2月＇。
③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挑战国家。山田辰雄（原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指出：“日本和中国作为亚洲两个重
要的大国，相互之间肯定有竞争的和对立的方面，这方面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像这样既有相互依存的一
面，又有相互竞争的一面，这种关系我称之为‘竞存’关系。这样来看，过去50年中，中日关系中有侵
略的一个侧面，也有相互依存，也有相互竞争，这三者相互发生关联而形成中日关系。这不仅是过去的
问题，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依田憙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在谈到中国与“文化大国”时认为，
“从历史看中国一直是文化大国。周边国家吸收中国文化确立自己国家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非常不
幸，中国文化强国地位丢失。在当今恢复文化大国是一个课题。周边国家对中国有忧虑的并不是日本，
如果中国仅是经济发展，世界不会表扬中国，只有以文化大国为目标，才会消除中国威胁论。”＇以上言
论均出自“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
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政治战略角度讲，必须重视日本国内因经济衰退而出现的“政治强势”①，也就是说，在
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要清醒把握日本。那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方法去把握呢？本文
在开头部分已经点明了，即以一种“反思文化”的解释去评价日本国内出现的“政治强势”。
尽管出现了上述日本政治上的“强势”，但日本经济依然不明朗，还未从泡沫经济的阴
影中挣脱出来②。有的日本人把20世纪最后十年称之为“失去的十年”，而一般中国人恐
怕也有同感。这些论调的主要依据，无疑是以经济景气与否来作为判断或解释社会和政治状
态的基准，但这种解释并不一定能反映出政治的实态，有时反而会使人误入歧途。
如何解释“社会事实”
事实上，所谓“失去的十年”仅仅是经济学上有意义，并非政治学或者“文化论”上有
意义。也就是说，过去的十年间，日本的综合国力从经济统计学来说，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
但从政治的或文化的角度来看，却可能相反，是大有意义的。日本在这十年里比前一个十年，
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尽管正处于挑战中③。特别是文化上出现了一股少有的
“反思”（reflexive）思潮。在这个过程里，日本文化趋于“回归”，当然这里所说的回归并
非是回到原点，而是有创意的和诠释性的“回归”。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虽遭遇停滞或衰
退，政治却可以呈“强势”，文化也可以出现活跃状态，其结果是，经济学上的负面意义可
以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意义那里得到补偿。对于这样的新经验和新情况，恐怕难于用迄今
为止的“社会变迁论”来作出解释。
原先的经验假设是，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政治上极端势力的抬头和得势，导致社会风气的
恶化，或文化上的颓废和衰败。而日本最近十年的情况则相当复杂，并非马上可以依据这一
假说来判断出是与非，更多的情况或许是一种“多义的选择”（ambiguity）。这里的关键是对
① 中曾根康弘3届连任后至小泉纯一郎上台（2001。4；其后连任两届2003，2005）之间，首相更迭情况如
下：竹下登（1987。11。6～1989。6。3／576日）、宇野宗佑（1989。6。3～8。10／69日）、海部俊树（1）
（1989。8。10～1990。2。28／203日）、海部俊树（2） （1990。2。28～1991。11。5 616日）、宮泽喜一
（1991。11。5～1993。8。9／644日）、細川护煕（1993。8。9～1994。4。28／263日）、羽田孜（1994。4。28～
6。30／64日）、村山富市（1994。6。30～1996。1。11／561日）、桥本龙太郎（1） （1996。1。11～11。7／302
日）、桥本龙太郎（2） （1996。11。7～1998。7。30／631日）、小渊悾�1998。7。30～2000。4。5／616日）、
森喜朗（1）（2000。4。5～7。4／91日）、森喜朗（2）（2000。7。4～2001。4。26／297日）。
② 指2000年11月5日，藤村新一被发现在“上高森遗迹”、“总进不动坂遗迹”的调查中有伪造嫌疑，
即“神之手”事件（旧石器遗迹伪造事件）。为此，日本考古学协会委员会于2000年11月12日发表《就
上高森遗迹问题等的见解》致歉，并声明开除藤村新一会员资格。
③ 理解（verstehen）源自Weber；M。的概念，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原义，因为汉语中的“理解”只是verstehen
的近义词。Weber；M。认为，人的行动与其他各种现象一样，在其过程中显示规则性和关联，而其中以行
动者自身的主观的“动机motiv” （行动的“意义sinn”上的根据）为基础，（只有这样行动就等同于行为
handeln），观察者也可以解明deuten…理解verstehe其“动机motiv” ＇Weber；M。1913；1950＇。
某种现象所作的实质性判断的基准应如何确立。选择某些现象，而不选择另外一些现象来判
断和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征，这绝不是一件随意为之的事。
就日本的现状而言，若从消极的一面看，存在着以下问题。政治上的不稳定：首相更迭
频繁①、党派重组过多、经济政策不到位，还有右翼势力的扩大等；社会风气日趋恶化：
中小学生中“欺侮事件”（bullying）有增无减，女中学生流行“援助交际”，拦路抢劫和上门
撬窃等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文化方面：最大的丑闻，莫过于伪造地质考古年代②。
若把以上各个方面的“事实”归拢起来，作为本质性的东西加以判断和解释，得出类似
经济意义上的“失去的十年”的结论的话，则显然是误读了“社会事实”（fait social） 。“社
会事实”（fait social）是不可还原为个人的一种独特的（sui generics）实在
＇Durkheim；E。；1895；1919＇。将“社会事实”作简单化处理，其背后恰恰反映出对日本最近十
年的“社会事实”缺乏一种理性的解释，而仅仅停留于一种经验解释中。而一旦这种经验性
的解释通过新闻媒体加以一般化，“社会事实”就有可能变成“政治事实”，导致政治上相互
难以沟通。
在解释“社会事实”（fait social）的过程中，Geertz；C。 ＇1973＇的文化诠释论似乎可资参考。
这并非是排除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解释，也不是随意把这种解释扩大化，而是一种文化解释。
在文化解释中，对一个“社会事实”，不是像政治学或意识形态那样区作出鲜明的、排他性
的价值取舍，也不是像经济学那样由数据多少来判断其价值或优劣，而是先对其作出描述性
的理解（verstehen）③，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解释。简单地说，对一个一个的“社会事实”尽可
能多地作出具体描述，只有这种描述才有可能达到理解（verstehen），然后再在这种理解上加
以解释，而整个解释过程则始终容许存在多元的价值取向。由此，文化解释留给解释者理解
…解释的空间是很大的，情况颇类似于思想史研究中，主体（思想研究者）对客体（思想）
的解释，并非只是对客体的一种重复，对客体的解释是多重和多种的，主体需从中加以选择。
而这种“文化诠释论”与本文所提出的全球化中的“反思文化”之间，可以说存在着某种关
联。
① Giddens；A。 ＇1990；1991＇较早提出“反思性”的概念。后来Beck；U。；Giddens；A。； Lash；S。 ＇1994＇三人作为一
个共有的分析概念的词就是“反思性”， 他们以“反思性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一词来超越
或调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而Bourdieu；P。 ＇1992＇也使用“反思性”一词，但意思上不相同，有差异。
反思（性）的（reflexive）、反思性（reflexivity）等词尽管释义上有差异，但以此为分析概念，可用于解释全
球化中的文化现象。此外，将reflexive和reflexivity分别译为“反思（性）的”和“反思（性）”未必妥帖。
reflexive的词源：ML reflexivus reflected；turn back；fr。L reflexus （past part。 of reflectere to reflect ＇英汉辞
海，1988＇。Reflexive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