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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的形势对日本提出了严峻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如果日本不积极地融入东亚，那么日本
不仅会失去很多经济发展与获取市场的机会，更有可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而且，日本也深刻地认识到，出于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加强日本在的东亚的海外事业是加
强日本企业竞争力以及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从其一以贯之的谋求东亚主导
权的野心出发，日本也需要在战略上加强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20世
纪90年代以后，与之相对应的“东亚”地区主义就得到了提倡与响应，东亚意识升温了。
不仅有日本学者提出以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发展思路，而且政府与企业也深刻地认识
到东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的动向也相对积极起
来。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不仅成为日本，也成为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
一个构想。马来西亚政府的马哈蒂尔总理就提出过“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1996
年2月，中日韩三国与ASEAN之间举行首次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在没有美国参加情况下的
东亚各国首脑会议，对日本的对东亚的地区主义参与的历史中来看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96
年11月的ASEAN经济部长会议上，就资金调配、技术转移、人才培育等方面向日中韩提
出了合作的要求，从而浮现了东亚各国之间具体合作计划的草图。1997年1月，日本首相
访问了ASEAN 5国的时候，提出了日本与ASEAN举行定期首脑会议的倡议，而ASEAN
则反过来提出举行ASEAN与日中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晤。这是ASEAN各国试图不让日本
影响力过大的战略体现。不管怎样，这些动向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地区主义意识的显现。这也
是东亚地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地区依存度上升以及东亚经济活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997年发生的东亚货币危机，使日本与东亚国家更加认识到东亚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
关系与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借此机会，日本提出了AM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该
构想由于体现出日本试图主导亚洲的野心而遭到美国以及东亚一些国家的反对，最终未能成
功。虽然遭到了挫折，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在东亚增加自己影响力的努力。1998年，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独自的资金援助构想，计划在2年内向亚洲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
援助，即新宫泽构想。由于日本感到美国对排斥美国的多边形式比较反感，转而以双边援助
方式向亚洲国家提供日元借款。日本借助这种双边援助以及ASEAN10＋3（日中韩）框架来
参与亚洲的经济事务。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日益繁荣，东亚地区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也
越来越强了。9
总之，日本的在地区主义方面，在战后20世纪的50多年中，经历了太平洋主义占绝对
优势、亚洲太平洋主义与太平洋主义并重以及东亚意识的回归的一个过程。以此为背景，东
亚也从配合美国战略的援助开发对象，发展为日本的对外出口的生产基地与直接投资基地，
再到生产基地与市场基地并重的相互依存的对象，东亚在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
四 21世纪初期的东亚地区主义亚洲太平洋意识再度升温
尽管日本日益认识到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东亚意识的
完全回归，由于美国因素与历史因素的作用，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的消极与暧昧仍有显现
的可能，同时也可能为亚洲太平洋意识的再度升温创造有利的条件。
2005年的亚洲峰会，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意识的重新抬头。2005
年12月14日的首届东亚峰会在10＋3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个国家，
使东亚合作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合作机制上出现了开放性特征。“东亚峰会，顾名思义，
应是东亚各国首脑会议，但首届峰会就超出了东亚，包括了南亚的印度和大洋州的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这也无妨，因为东亚合作动一开始就持开放原则。但问题是，
这种成员扩大明显反映了某些大国在暗中角力”10。这些大国包括美国、日本以及印度等等。
其中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排他性组织的出现，以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以
及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抬头都会受到其遏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试图在亚
洲增加其领导作用的想法加以否定的原因，比如对日本倡导的AMF的否定等。另一方面，
作为其盟国，日本也是美国用以制肘其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力量。因此，当东亚各国讨
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时候，美国就积极怂恿日本把他们的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拉入进来。
目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密切以及影响力不断上升，日本为了平衡中国
的影响，也积极劝说东盟加纳澳新。而印度作为日本认为可以抑制中国的力量，是近年来日
本积极拉拢的对象，因此日本也积极支持印度的加入。11如果日本以及其他一些非亚洲国家
不是出于合作与共赢为目的来参与东亚峰会或者其他东亚经济合作，而是玩弄国际关系的均
衡或者零和游戏，那么这样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而且，日本的这些做法，
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强其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问题在于一个从独自性出发，而不是
出于合作共赢的动机的国家，是否能最终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而发挥主导作用，是值得怀疑
的。
这次日本在东亚峰会前后的作为不仅深刻地表明了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提倡与设想
其实无法摆脱“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的框架，而且也表明日本在继续“脱亚入欧”还是
回归东亚方面依然处于定位不清楚战略不清晰的状态，从而使日本虽然认识到东亚的与日俱
增的重要性，但是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立即表现出消极与暧昧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
的东亚观依然是不明确的和摇摆不定的。而这种战略不清晰的东亚地区主义必然对日本的东
亚经济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一方面东亚在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回归东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独自性思想的作用使其在对东亚开展经济活动的
过程中出现短视、保守以及利己主义等种种消极行为。其次，战略不清晰的东亚地区主义导
致日本在对待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上始终处于消极与暧昧的状态上，未能真正投入地参
与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而且在其他国家出现积极行动的时候则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的局
面，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与时间安排。
五 特点极其影响
概括而言，本文认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独自性。这
个独自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在对外政治经济战略上追随美国而试图与东亚保持距离的独自
性。在这一独自性的作用下，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一直存在着较强的太平洋意识，以及有
别于东亚国家的“优越意识”，并因此长期以“亚太一员”自居。二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
日本不甘心永远屈服于美国的制约之下的，希望摆脱美国而发挥自己在东亚的独特政治经济
作用的独自性。在这一独自性的作用，日本不时提出独自性的支援政策，独自性的合作政策
等。三是谋求主导东亚并在东亚保持领先地位的一贯野心作用下的独自性，即“日本中心主
义”。这种独自性使日本在“后雁行时代”也依然固守着“雁行思维”。
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的这种独自性对日本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战略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演变的历程中，一方面为顾及与西方盟国的关系而采取在亚洲与太平洋
之间的平衡政策，对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合作持比较消极有时甚至是排斥的态度，而另一方面
则随着自己经济力量的不断强大以及东亚地区经济的繁荣，日本也有回归亚洲的形势之迫，
以及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新亚洲参与战略的需要，以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追求独自的作用与贡
献。因此，日本政府会提出一些所谓的独自的亚洲支援政策、独自的亚洲资金合作方针等，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