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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来自联合军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影响。关于战后的产学联合，迄今为止的先行研
究所普遍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日本学术会议的影响。日本学术会议最终导致了大学
的学术研究与企业的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体制的形成，基本阻止了正规渠道下的产学联合的
进行。日本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者的组织”，在联合军的“民主性的组织构造”的提案下，
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科学家组成，解答政府的疑难，是政府的主要智囊团。日本学术
会议的这种作为学者的组织的性格，决定了它对纯粹的基础研究的重视，它强烈的反对战争，
对产学联合持谨慎的态度，并且于1960年发表公开声明，声明绝不参与任何可能对战争做出
贡献的科学研究。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学术界对产学联合的态度，而且还导致了
大学的学术研究与产业界的科技研究的两相分离（关于这一点，本文在以下第2小节进行探
讨）。
以上，本文从意识形态方面分析了战后日本的产学联合所处的社会背景。但是，战后日
本的产学联合不仅仅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特殊分工也造成了大
学与产业界的分离。以下，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2．学术研究与科技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
1956年5月，作为科学技术行政的综合的推进机关，科学技术厅正式成立。但是，由于
日本学术会议的反对，大学被排除在了科学技术厅的权限之外。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
术厅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由于受到现有的各种行政机关的制约，这些机关的管辖区域科
学技术厅都不能涉足，科学技术厅被限定只能掌管宇宙、海洋、原子力、国策工程1等新兴领
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苏联卫星首次进入太空以及1958年美国“探险者号”卫星的成
功发射，都给了日本很大的冲击，日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振兴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并于1959
年2月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作为统揽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审议机关。科学技术会议以
1 除了原子力以及宇宙开发等项目，即使企业有能力承担但是很难盈利的项目，作为国策工程由科学技术厅
来进行资金等方面的支援。
首相为议长，采取了由上而下的任命制度。这是科学技术会议与日本学术会议的最主要的区
别之一。所以，科学技术会议的成立，也和科学技术厅的成立一样，遭到了日本学术会议的
反对。日本学术会议担心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围与自己的管辖范围互相重复，从而会导致
自己作为政府智囊团的力量的减弱。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科学技术会议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会议尊重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
围之内。
被科学技术厅以及科学技术会议排除在外的纯学术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国立大学里所进
行的科学研究，主要由文部省来提供科研经费。还有，企业里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开发活动，
主要属于通产省所支援的范围。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三分天下的局面。正如中
山（1995）所归纳的一样：“基础研究与企业的研究开发两相分离的构造”形成了。
图1 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分化格局
这种基础研究与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直到1981年的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成立，
才被打破。这个制度打破了存在于各个省厅、大学，以及民间的隔阂，不仅仅是企业，大学
教师也可以申请使用该项经费。
如上所述，大学纷争，联合军的占领政策，大学和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两相分离的构造，
以及我们要在第三节里讨论的企业的研究环境的改善等问题，对当时的产学联合的开展来说
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尤其是对大学来说，从大学所持有的公共性格来说，大学所受到
的限制要远远高于企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学联合活动的不存在。由于大学的研究环境
以及办学环境的恶化，在很多方面大学都要依赖企业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与
企业之间的非正式性的联系。以下，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大学里的
基础研究
企业里的
技术研究
国 策
工 程
文 部 省
通 产 省
科学技术厅
３．大学进行产学联合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的关于产学联和的研究，往往都是以产业界的需求为主来判断进行联合的必要
性。但是，二战以后的日本，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恶化，对大学来说，为了维持正常的研究
进程，与企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
如上所述，二战以后的日本，无论是从法律条文来看，还是国民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
从整个国家的研究开发体制来看，形势都非常不利于产学联合的进行。可以说，对大学来说，
当时最为明哲保身的做法应该就是和企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但是，事实上，当时的大
学却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借助于企业的帮助。比如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极度恶化以及企业研究
环境的快速好转，在设备的利用以及资金筹集等很多方面，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大学的很
多研究甚至到了根本无法进行的地步。
战后，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大多数的企业都重新认
识到了技术创新及研究开发对企业的作用，从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
面。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快速好转，很多的企业在内部设立自己的中央研究所，在完善设备
的同时，不惜重金从大学以及国立研究机关挖取人才。
但是，与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研究环境却急剧恶化。这主要
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预算的减少。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物价指数上升了250
倍以上，但是大学的讲座研究费却仅仅上升了50到100倍之间。预算的大幅减少直接影响甚
至可以说阻碍了研究的进行。对当时电子工学领域的情况，曾有过如下的描述：“在现今的预
算情况下，想要维持正常的研究活动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些讲座一年所有的研究费只够买两
个最简单的测定仪器。一般说来，维持正常研究所需要的费用要在政府预算的10倍以上”（菊
池，1959）。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只有借助企业先进的研究设备以及企业所收集到的最新
情报。对于大学研究环境恶化这一现象，《科学技术白书》数次提出警告，称“基础研究落后
于国际水准将是短短几年之内的事情”。
导致大学研究环境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从企业到大学的资金流动的减少。由于企业研
究环境的好转以及研究能力的增强，企业对大学的委托研究等活动也非常低调，这直接导致
了大学的委托研究费等各项收入的减少。科学技术厅的统计数据表明，1957年从企业流向大
学的委托研究费仅为13亿日元，只占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3。7％。而且从这些委托研究的内容
来看，几乎没有涉及基础研究领域的，很大部分都是企业为了弥补自己的人手不足或者设备
不足所进行的应用研究。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委托研究不仅没能给大学带来相应的
收益，与大学的相乘效果也很小，很多场合反而妨碍了大学的基础研究。
如上所述，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逐渐恶化以及企业研究环境的逐步完善，必然导致了大
学和企业间研究环境的逆转。大约从1959年起，无论是研究费支出总数、研究人员总数，还
是人均使用研究费方面，企业都逐渐显现出优势，并且这一优势不断加大，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虽说当时的国势民情都反对产学联合，但是对大学来说，为了得到企业的资金援助和技
术情报，为了更方便地利用企业的研究设备，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得不和企业保持千丝万缕的
联系。
三 大学的作用
这部分，本文从第二个视点，也就是“社会尤其是企业对大学的期待”这一视点出发，
看一看对企业来说，与大学进行产学联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以及企业以何种方式与大学进
行联合，从而明确大学在企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