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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为可以被推举为大汗，至少可以多得到一些权力。而分封制又使之得到了部分土地、百姓、财富和军队，从而为其兴兵叛乱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北方诸王，又对忽必烈用汉人、行汉法一直抱着对抗的态度，因而诸王叛乱在整个元代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至元六年（1269），当忽必烈南下灭宋的关键时刻，《马可波罗游记》译本
（选自《图说北京史》）海都与察合台后王八剌、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大会于塔剌思河上，结成联盟，准备共同对付伊儿汗国。约定得手后，三分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归八剌，三分之一归海都和忙哥帖木儿。并派遣使者至上都，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甚至提出，忽必烈若不改弦更张，他们将联合起来对其进行讨伐。后来八剌进兵阿姆河，海都等违约未至，八剌被伊儿汗国阿八哈可汗打败，含恨而死。海都乘机吞并了八剌的势力，从此成为雄踞漠北的一大势力，企图将蒙古汗国的大汗之位从拖雷系手中夺回到窝阔台系。正是为了对付海都，忽必烈诏皇子北平王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那木罕打败了察合台汗的军队，海都乘机援立八剌之子都哇为察合台汗国可汗，其力量进一步加强了。
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朝廷下令追缴海都和八剌的金银符印，取消其宗王资格。但同时又派贵族昔班为使者，劝海都罢兵，海都不予理睬。不久，诸王火忽叛变，与海都联合，南疆一带，几乎尽为叛王所有。那木罕不断从阿力麻里派急使入朝，马可波罗像（选自《图说北京史》）
希望朝廷迅速调兵遣将，进行北征。同年，马可波罗叔侄从西方的威尼斯来到元大都，他们经过海都占据的阿力麻里城，带来了那木罕的亲笔信件，还带来了更为可怕的消息。据马可波罗说：“海都共有6万骑兵，其部众皆善战之士，训练有素，号令专一，赏罚信明，部队勇于作战。”年轻的那木罕根本不是海都的对手，建议忽必烈派老将前往。忽必烈认为，漠北是本朝的根本之地，不能落到叛王手中，于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命伯颜领兵迅速攻克临安，灭掉宋朝。同时派右丞相安童辅佐那木罕，共守北边。
至元十三年（1276）夏，随从那木罕北征的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明理铁木儿、玉木忽儿以及曾经叛降过诸王的蒙军将领脱里帖木儿等发动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主，拘系那木罕，捕安童送于海都处。忽必烈调南征军主力北上，汉军都元帅阔阔带、李庭，大将阿术、相威等大败叛军；伯颜、土土哈在鄂尔浑河畔大破昔里吉军，收复了和林。后来，叛王内部发生分裂，伯颜大军又加强攻势，从叛诸王无以自存，先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归降朝廷。
乃颜之叛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哥的玄孙，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之孙。他继承了帖木哥和诃额仑夫人的份地和塔察儿的封地，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其国土占东道诸王领地的十分之九，军队号称12万，军力强盛，一直不肯向忽必烈称臣，一心要自立为大汗，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动叛乱。其他东道诸王哈赤温后王纳合儿、合丹，哈撒儿后王失都儿，以及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后王也不干等都参与了这次叛乱。他们还与海都等西北诸王联络，构成了对元朝中央的严重威胁。忽必烈不顾70余岁高龄，决定御驾亲征。他先派钦察名将土土哈进军土拉河畔，肃清了也不干等叛王；又派伯颜进驻和林，切断乃颜与海都的联系；同时派出使者做东道诸王的工作，劝说他们与乃颜解除联盟。元代疆域图（选自《大汗的世纪》）这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亲率40万蒙汉大军，带病亲征乃颜。乃颜听说忽必烈御驾亲征，急忙命令军队退至撒儿都鲁一带，在那里集结兵力，准备与忽必烈决战。乃颜是一位基督徒，他的旗帜上绘有十字架。他有12万兵马，号称40万，以战车环卫为营。忽必烈令汉军以步兵持长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双方炮火连天，箭矢如雨，喊杀声惊天动地，士兵、战马死伤累累。马可波罗记录了当时战场的情况：“由是双方部众执弓弩骨朵刀矛而战，其迅捷可谓奇观。人们只见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为数甚众，陈尸满地。死伤之中，各处声起，有如雷震。”结果，乃颜兵败被杀。乃颜余党合丹等继续北逃，流窜辽东、辽西、高丽间，皇孙铁穆耳与土土哈、李庭等率军进击，至元二十八年（1291）将其最后消灭。
元世祖忽必烈历史功绩，千秋不朽
忽必烈在位35年（1260—1294），主要历史功绩是建立元朝和统一中国，统一的范围规模超过汉唐盛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第一，它拓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元朝继隋唐之后，将一些边疆地区又一次纳入中国版图，其疆域超过隋唐。一些自秦汉以来的羁縻统治区域也被元朝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台湾、云南、吐蕃，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元朝统一后，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元世祖出猎图（选自《大汗的世纪》）
许多汉人迁到蒙古、西域、东北、云南地区，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为适应大一统的局面，元朝在各地设驿站、修驿道。驿道四通八达，有利于物资交流和商业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第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元朝皇帝名义上一直是大蒙古汗国的宗主，并把自己看做整个天下的当然主宰，因此他们并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战争基本结束以后，他们还企图通过和平交往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元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开放的，这对于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既属于蒙古贵族内部的关系，也包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元朝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属于内部问题，而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却逐步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元朝与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两个汗国都由蒙古贵族统治，所以元朝与他们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十分密切。这两个汗国都有驿站直通大都，互相之间不断有使节往来，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着经济上的交流，使者及其随从则趁机贩运货物，每一批使者实际上都是一支庞大的商队。与时同时，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来到元朝，斡罗思、钦察草原和伊斯兰各族人民有的被掠夺到中国，有的移居到中国，在元朝他们被称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元朝军队，如阿速卫、钦察卫、斡罗思卫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当时的第二等级。从此逐渐形成了我国的一个新的兄弟民族——回族，他们是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后裔。中国内地的手工业者、医生和其他学者也有人移居到这两个汗国，元朝和两个汗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各方面互相影响。中亚城邦中所习用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内地推行。元代中外交通贸易路线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写世界历史名著《史集》时，曾有中国学者参加编纂。《史集》中关于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实，主要得自出使伊儿汗国并留在那里的元朝丞相孛罗的口授。
元朝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如至元十五年（1278），生长于大都的景教徒骚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至元二十三年（1286）受伊儿汗国国王之命出使罗马，船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后又前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并到了巴黎，参观了巴黎大学，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欧洲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在这时来到中国，在中国整整生活了17年，并曾出任扬州的地方长官，任职3年。他所写的行记称为“世界一大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