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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也坚持说服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假如您能从克里木脱身，那就太好了。您已充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但是，军旅仕途毕竟不是您的事，您的天职是做一个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我向您重复一篇：你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诗神不仅不喜欢无谓的奔波，而且还缠着您不放。”
尽管俄罗斯人民还在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感到悲伤，但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已引起了全国巨大的社会性热潮。广大农民不愿再处于贵族地主所有制的统治之下，农奴解放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都在期待着发生巨大的变革，托尔斯泰怀着这种变革的希望，于1855年11月回到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到达彼得堡。这时候，他既是作战有功的军官，又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作家，因此，当他来到彼得堡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涅克拉索夫在给鲍特金的信中说：“列·尼·托来了……一个多么亲切的人，又是多么聪明的人！……他是一位亲切可爱、精力充沛、高尚的青年，是一只鹰……也许是一只鹫。……他不漂亮，但是脸上却流露着愉快的、精力旺盛的表情，同时，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他的目光充满了仁爱，我非常喜欢他。”
彼得堡文学界的精英经常在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家里聚会。在这里，托尔斯泰结识了诗人丘特切夫、迈科夫、波隆斯基，作家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剧作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批评家安年科夫、鲍特金。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热情支持使托尔斯泰精神振奋，他象旋风一般驰骋于彼得堡文学界。有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有时显得胆怯腼腆，有时涉及要害问题，突然变得慷慨激昂，雄辩滔滔，置公认的准则于不顾，使得文雅的彼得堡人士为之惊慌失色。然而，他们都懂得，托尔斯泰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路，不走已被人们踏平的路。
当时，《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正在对文学和文学的发展方向进行热烈的讨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使人流出眼泪来。托尔斯泰也参加了讨论，他不同意屠格涅夫和德鲁日宁对莎士比亚及荷马的盲目崇拜，非常倔强地坚持自己对这些作家和文学的看法。他觉得，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以充当人民的导师自诩，其实，作家的任务与其说应当教育人民，不如说应当热爱和帮助人民。由于托尔斯泰的耿直和倔强，屠格涅夫称他为“野蛮人”或“暴躁的野蛮人”。
托尔斯泰之所以暴露出这种性格，不是偶然的，说明他当时还是一个贵族老爷，身上还有根深蒂固的贵族老爷的思想意识。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贵族，是威严的军官，对待别的作家常常流露出一种高傲的、蔑视的神态。所以人们说他不象是参加到文艺界来，而象是来看守这些人，甚至可以说象准备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托尔斯泰在彼得堡文学界的晚会上，同时看到了许多口是心非、矫揉造作和对权威顶礼膜拜的现象，听到许多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不久，“聪明”的谈吐和空泛的议论使他厌倦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心情郁闷。
不安于现状、不断探索的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彼得堡文学界所处的被动地位很不满意，他更加感到自己知识上的贫乏，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想”学习，学习，再学习。”他的身上萌发出一股连他自己也不甚了然的新的激情，他觉得自己需要获得更多的知识，获得更新的感受。他开始考虑到国外去作一次旅行，但又担心不被批准，因为他在克里木前线编写过被查禁的士兵歌曲，正受着政府的监视。
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时说，农奴解放总有一天要实行，“与其从下而上，不如从上而下”，决定要改革农奴制度。沙皇的演说为废除农奴制定下了基调，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奴。
托尔斯泰早就有了解放农奴的意愿，还是1855年8月在克里木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奴隶制并存。”皇帝的演说又重新使他思考这个问题。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
然而事实证明，解放农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6月初，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当天他就召集农民们开会，宣布解放农民的计划，向农民们提出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为了减轻农民缴纳地租的负担，托尔斯泰把地租的数目规定为相当于邻近农民向其他地主缴纳地租的二分之一，他还一再向农民们说明这种措施的好处。可是农民们对他的这些措施无动于衷，不相信他，他们甚至怀疑老爷在欺骗他们，即使采取了某些让步，也是为了更多地榨取他们的血汗，正象亘古以来老爷们总是剥削他们一样。这样，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计划，又就此告吹。
这次解放农民的失败，使托尔斯泰很自然地想起四十年代自己在庄园里改善农民生活状态的尝试，认识到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能调和的。于是他就采用这个题材写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把早已构思并在高加索就已经动笔了的 《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个别章节也溶合进来了。小说的主人公涅赫留朵夫大学还没有毕业，因为关心农民的疾苦，就回到自己的庄园里作解放农奴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小说的主题思想归结为：即使地主有各种善良的愿望，但是在农奴制度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想改善农民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去农民的木屋看到他们的贫困状况时，为自己过去对农民乐善好施的行动感到失望的原因。
作家在这篇小说中提出了改革农奴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无法弥补的鸿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阶级矛盾，文学上的价值超过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作品发表后，获得了文艺界的好评。屠格涅夫写信给德鲁日宁说：“这篇小说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印象在于：只要存在着农奴制，双方就不可能接近和了解。”
伟大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到了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风格，认为他的创作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心理描写的深刻性两大特点，他说：“托尔斯泰伯爵以卓越的技巧不但再现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表面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善于设身处地地体会农民的心灵，他笔下的庄稼汉非常符合他们的本性。在庄稼汉的话语中没有浮夸，没有高调，农民的观念在托尔斯泰伯爵笔下表达得非常真实和突出，就象我们士兵的性格一样。”
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欣赏作品中的心理描写，认为托尔斯泰掌握了人物的“心理过程及其形态的规律”，善于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人物“心灵的辩证发展”，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活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预言一个崭新的、巨大的、卓越的天才的出现，这个天才就是托尔斯泰。
别林斯基逝世以后，俄国文学评论界曾一度出现了沉寂和衰败的局面。直到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安年科夫编辑的新版 《普希金文集》的相继问世后，才出现了文学论争的高潮。文学上的两种流派——果戈理派和普希金派的论争日益激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捍卫了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流派，认为这一流派揭露了社会弊病，对社会更有益处。德鲁日宁则维护普希金流派，但他对普希金流派的理解是片面的，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也就是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唤起美感，只表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单纯给人以享受。
1856年的秋天，托尔斯泰正在创作中篇小说《青年》，如同当时其他作家一样，他也在反复地思考文学和文学的使命问题。他一度与纯艺术论者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和鲍特金结为近交，称赞他们是“最宝贵的三人同盟”，在文艺思想上受到他们纯艺术论的影响。
但是，当时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