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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堂以培养佛学人才，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了办好僧人教育，杨仁山
还制订了种种规章制度。规定僧人一定要受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一定要令
其入释氏学堂，不能入释氏学堂就学的，则令其还俗，不得进入僧人行列。
② 德龄：《清宫禁二年记》。
③ 德龄：《御香缥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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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教史，通过“三字经”的形式编写了《佛学初学课
本》并详作注解。经过多年筹备，杨仁山终于在1907年秋，在刻经处开佛学
学堂，取名为“祗洹精舍”，就学者僧俗兼收，共20余人。一代佛学大师太
虚和知名佛教居士谢无量等都是这个学堂的学员。学堂规定要学习佛学、语
文和外语，讲课的人都是尽义务，不收修金，学生和老师一律平等。1910年，
杨仁山还和他人在金陵刻经处办了一个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
次，每周讲经一次，深受听讲者的欢迎，这是培养佛学人才的一种办法。他
还鼓励动员别人也举办僧人学堂，由于他的提倡，寺庙自己办学培养僧才的
风气大开，各地僧学堂办起了很多，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僧才。杨仁山本人通
过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出来的佛学人才，比较有名的有谭嗣同，桂伯
华、黎端甫以及释太虚，章太炎、谢无量、欧阳竟无等等。这些人后来在佛
学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
杨仁山注重注释经典，弘杨佛教思想。他在金陵刻经处一边讲学，一边
校勘佛经，注释了不少经典，此外，还用佛教教义对儒、道经典作了注释。
他注释经典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他对印度佛教学者马鸣的著作以
及与此有关的净土宗思想十分重视；其次，他善于运用佛教教义来注释儒、
道经典，目的还是为了崇杨佛教。
杨仁山的佛学思想，据他给日本南条文雄的信中讲：“大乘之机，启自
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他如
①
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他强调只有弄通了唯识思想，才能使人“不致颟
顸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并把它看作是“振兴佛法之要门”，因此他在
重兴法相之学，开一代佛教义理研究之风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说起来，杨仁山在近代佛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搜求亡佚经典，刻印流
通，提倡义学。对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没有更多的建树，这是因为金陵刻经
处的刻经事业，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钻研佛学
理论。对佛学理论进一步研究与发挥，则是由他的弟子辈去进行的。
（3）中国近代思想家与佛教
康有为与佛教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早岁饱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1876年，康有为
从学于同邑学者朱次琦（字子襄，1807—1881年，长期在南海县九江乡讲学，
人称九江先生），朱为广东有名的大儒，其学术思想以程、朱为主，兼采陆、
王，而康有为则独为陆、王。陆、王心学与佛学是相通的，康有为从喜欢陆
王，进而学佛。他“时与名僧接谈”，潜心佛典，探求事事物物的本原。梁
启超说他“由阳明学入佛学”是符合他的思想发展的途径的；但他的思想与
陆王心学和佛学有区别，他欣赏陆王心学与佛学夸大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
以求得思想的自由，但他反对佛学的逃避和超脱现实世界的思想，坚持济人
经世。1879年，他辞别朱九江，移居西樵山白云洞，开始研究佛学，积极寻
求经世。
康有为由于受董仲舒的宗教思想影响，尤其是接受了佛学的深刻影响，
他的宗教思想很盛，其基本哲学范畴是“元”，类同于婆罗门的“大梵天王”，
耶教的“耶和华”，是“全神”，与华严“性海”同。不过，当他讲到物质
世界出现后，这个物质世界与“神”的关系时，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佛
① 杨文会： 《与日本南条文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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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华严宗为了欺骗群众，极力把现实世界与宗教幻想的“法界”（真如）靠
在一起，认为人只要除掉心里的迷妄，即彻底抛弃一切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欲
求，就可以在当世立地成佛，进入“充满极乐”的“法界”；实际上，华严
宗与佛教其他的宗派一样，是要根本否定客观物质世界，引导人们完全脱离
现实斗争，去追求一种宗教幻想的推动境界。康有为跟他们有所不同，他利
用了华严宗的世界与“法界”不相外的说法，提出一些带有泛神论倾向的思
想，批判了佛教的完全摆脱现实生活的物质欲望，去寻求精神性的“法界”
的说教。在他看来，宇宙万物是由“元”即“全神”产生出来的，这无疑是
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论调。但他又认为，宇宙万物出现后，这
个“神”就在万物之中，各种具体事物都是“神”的一个部分，是“全神”，
就好象是“性海”里的一个波涛或水泡。并且他还说，神“有魂魄”，“无
物无神”，等等。这样一来，“神”同现实世界便结合为一了。梁启超谈到
康有为的思想时说：康有为认为：“众生同原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
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因此，“世间与出世间，非一非二也”
①
。
我们知道，在康有为的思想里，佛的“性海”、“法界”，即是“元”，
是“神”（或“神”的境界）。所谓“性海”、“法界”与“众生”、“世
界”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元”——“神”与现实物质世界融为一体，“神”
即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离开现实的物质世界，也就没有“神”的境界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康有为说“知天演之自然，则天下尊，知无量众魂之难
立待于空虚，则不信末日之断。”既然世界与“法界”是一个东西，那么，
①
“庄严世界，即所以庄严法界”，把现实世界搞好了，也就等于建设了圆满
极乐的“法界”了，因此，人们要求得解脱，就不能回避现实，相反，必须
正视现实，解决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康有为正是以此观点为依据，积极主
②
张改革现状，“专肆力于改造世界”，“务于世间造世界”。这显然是与佛
教思想相对立的，他说：“佛欲强逃烦恼世界，别觅极乐世界而不可得，今
③
为演出极乐世界于全世界中” 。
康有为“大同”之说显然也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自命为“救世主”，抱
有“救世”的宏愿，决心要“普度生民”，“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他说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
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
康有为在帝国主义肆行侵略，祖国濒临“瓜分豆剖”的危急境地时，迫
切要求维新变法，以挽救祖国的危亡，并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有利的条
件，但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存在着很大的软弱性和妥
协性——害怕革命，只主张在不触犯封建统治阶级基本利益的基础上推行若
干改良主义政策，以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因此他在酝酿和策划变法活动时，
就只能“托古改制”，战战兢兢地抬出封建“圣人”孔子的亡灵，给自己以
帮助，利用今文经学解释《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的牵强附会的手法，
把本来在政治上处于保守的孔子学说，主观臆造地填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社
① 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