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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800人。教徒从1860年的40
万人发展到70万人。1846，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三个主教区，另在
陕西、山东、山西、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牧主教区。1879年，
罗马教皇将中国划为5大传教区：第一区为直隶、辽东、蒙古；第二区为山
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
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为广东、广西、香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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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量霸占地产，扩展教会势
力，吸引无地的农民租种他们的土地并且加入天主教会。在华天主教各修会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它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占有的大
量土地、房产、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利润；二是历次教案
发生后勒索的大量赔款；三是中外教徒的奉献。天主教各修会拿出一部分钱
开办学堂以培养教徒子弟，设立育婴堂、医院和开展另外一些慈善事业扩大
教会的影响和发展教会势力。他们还把治外法权延伸给教徒，使一部分不堪
清政府腐败统治压迫的普通老百姓投入教会怀抱。通过以上各种方法，天主
教在华的势力迅速壮大，教徒人数不断增加。
义和团运动中，华北天主教受到沉重打击，3/4的教堂被毁。义和团运
动之后，天主教在华传教运动改变了方法，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直接矛盾，同
时扩大慈善事业和大力培植华籍神职人员。通过这些改良，20世纪最初 10
年成为天主教发展最快的10年。一批天主教修会新进入中国传教，传教士人
数由1901年的800人增加到1910年的1400人；教徒人数也由1901年的70
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30万人，几乎增加了1倍。
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晚于天主教，《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新教传教士以
香港和开放的五口为据点进行传教。为了吸引中国人加入新教，传教士印刷
了大量的中文《圣经》和传教小册子。到1860年，新教传教士从1844年的
31人增加到100人，教徒人数从6人增加到约2000人。在中国的新教传教
士中，以英美两国占主导地位，英国占50％，美国占40％，西欧和北欧占
1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教各宗派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到19世纪
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教徒增至约8万人。
义和团运动之后，新教同天主教一样改变了在中国传教的手法，利用清
政府的衰落迅速传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恢复了遭到破坏的教堂又在各地开
设了许多新的教堂。在华新教传教士人数激增，由1901年的1，500人增加
到1914年的5，400人。教徒人数也成倍增长，由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
1914年的25万人，成为新教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
相对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比较缓慢。1860年，在北
京的东正教徒，包括定居的一些俄籍人在内，仅有200教徒，全中国的东正
教徒大约300人。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华主要活动是搜集中国的情报
和研究汉学两项。东正教传教士收集情报，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和
语言等，为俄国政府侵略中国服务，传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在 1860年到
1900年期间，东正教传教士仅在张家口和汉口新开设了两处教堂，教徒不超
过500人。义和团运动中，东正教在北京和张家口的教堂被毁。义和团运动
后，东正教传教士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北京、张家口等地的东正教堂，又在
河南、直隶等地建立了新教堂。但是与天主教、新教的迅速发展相比，东正
教这一时期发展相当缓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微。
基督教传教士还大量从事与传教有关的辅助活动。主要有：第一，翻译
出版大量的西方书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通过宣传西方的文化，影响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使他们认同西方文化，使中国人的思想“开
放起来”。李提摩太主张走上层路线和文化传教，从上层官僚和士大夫阶层
入手，通过官绅阶层影响下层群众。他还认为要“感化中国，没有比文字宣
传来得更快的方法了”，力主文字传教。为此，1887年11月1日，传教士
们在上海成立了广学会，以介绍西方新书，开发中国民智为宗旨，实际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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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商与传教。”其中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长达25
年。广学会是新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它先后发行了246种，73
万册书刊。广学会在当时中国极端缺乏西学书刊的情况下，出版了大量西学
书籍，发行刊物《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界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资产阶
级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说过，他的新知识来自几部教会的译书。光绪皇帝也通
过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制度。
第二，开办学堂。开办学堂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一方面通过教会学校培养中
国籍的传教士，扩展教会势力。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控制中国，
“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
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或领袖。……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
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胜
①
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随着外国
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增加，传教士在中国办的学校越来
越多。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约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多名。
第三，教会慈善事业。教会慈善事业主要包括教会医疗事业、教会慈幼事业、
教会救济事业。外国传教士开办这些慈善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博取中国人民的
好感，发展教会势力，缓和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反抗情绪，推行帝国主义
对华侵略政策。
当然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附带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先进的
技术。与封建社会相比，有许多是进步的东西。也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近代
文化、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4）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结合在一起的。传
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宗教侵略。他们在沿海
和内地霸占土地、干涉中国内政、包庇教民，酿成了大量的民教冲突。清政
府的一些官吏在处理民教冲突时慑于外国传教士的势力偏袒教民，致使民教
之间的积怨不断加深。此外，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与中
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它的一些礼仪和中国社会习俗格格不入。西方文化和
东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为了反对传教士的宗教文化侵略，捍卫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洋教的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前40多年间，我国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教案有300多起。这些教案遍及全国，有的发生在偏远
的地区，有的发生在沿海或内地。其中比较大的教案有几十起。这些教案都
是因为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肆意妄为而引起的。比如1848年的青浦教案、
1856年的西林教案（马神甫）均是因为传教士违反规定，非法传教而引起的；
而酉阳教案（1865年）和台湾教案（1868年）则是因为教民欺压百姓，激起
民愤而引起的；扬州教案（1868年）、黔江教案、延平教案等则是因为传教
士强行占地占屋，设立教堂而引起的，这类教案是近代史上发生最多的；营
山教案（1875年）、建平教案（1876年）等则是因为传教士强行传教导致纠
纷而引起的；大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