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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如何写国庆社论时）
耀邦：“深入实际抓问题，破除框框闯新路”，就是要振奋精神，中央同志同意这话。是不是根据这个精神来写。应该看到经过这几年努力，现在大政方针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把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做得扎扎实实，打下更坚固的基础。今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形势写几句。前一个时期毛主席逝世五周年，我们没有什么表示，是一个疏忽。
绩伟：中央说不要纪念逝世，要纪念生日，我们没登更多的东西，只登一篇纪念秋收起义的回忆录，登了一篇关于毛主席在寻邬调查的文章，另外登了一首小诗。
耀邦：这样就行了。在国庆社论中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说几句。建国三十三年，老人家有很大功劳，这方面可以说几句，但也不要说多了。现在我们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一个搞物质文明，一个搞精神文明。三中全会把我们的思想更加统一了，目标更加明确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扎实。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就是要善于把前面说的从大事着眼和从小事入手的道理，发挥一下，把这个道理写进去。既要大处着眼，又要小处着手，把两者辩证关系讲清楚。题目是不是《把继往开来的步伐迈得更稳健更强劲》。也不太好，再想想，但要注意步伐更稳健更强劲。经济上讲经济效果，这是稳健。在治安上搞综合治理，也是搞得更稳健。更强劲就是更有力量，基础更加巩固。反正题目你们去想吧。最好文章写得短一点，不要写那么长，好些道理，有的说一句就行了。一句话一个意思，不要多说。其它有些东西，比如：切切实实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加强党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话都得说一下，说一两句话，不要写太长了。
同耀邦同志的这场谈话，由我在九月十四日向编辑部同志作了传达。我常常想，我在中央党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胡耀邦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宣传作过这样永垂不朽的贡献，这在我国新闻史上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典范。
9．乔木同志为什么批评耀邦同志“违背十二大精神”呢？因为他们认定十二大精神就是共产主义。早在十二大报告刚刚开始起草时，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就在各宣传单位的会议上宣布：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力群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宣传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的小册子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同志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却独出心裁，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们又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对于农村革“共产主义金桥”——革人民公社的命的种种措施，始终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对于耀邦提出的要在城市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也十分恼火。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也是党校理论动态刊物的同志在耀邦主持下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种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人向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小平同志找了几个同志（有我、周扬、胡乔木等）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有利于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此胡乔木等人就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他们还写了通报的草稿，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邓力群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但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耀邦主持撰写的。我一听就感到味道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他口头上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骨子里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我答复这位老朋友：“如果那篇社论真的错了，耀邦同志也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还是认为那篇社论没有错，耀邦同志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误，不能承担什么错误的责任。”
我当时感到不对味，因为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同志作主席。如果恰恰在这时向全党发出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通报，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显然是同党的决策唱反调的。我当时没有看出他们是不赞成选耀邦作主席，所以我很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现在根据我手里的底稿，把这封信抄在下面：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的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克服左的错误以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以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分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分量就太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上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社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此致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