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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而已。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纷纷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一事件强加到日本人头上。
6月11日，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6月12日，中央社又发专电：
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
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
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猛涨，无法挽救。
6月13日，中央社报道：
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
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日召集关系
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6月30日。
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之事，他重申了中央社所报道过的说法后，又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报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
各国记者纷纷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
蒋介石没有阻拦，但密令一战区赶紧做好“接待”工作。记者来到现场见到的是被“狂轰滥炸”过的决口，以及一战区大批官兵和许多民工正在“奋力堵决口”。
此事虽暂时蒙混过关，但仍为一些人看出破绽。法国记者不久在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
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
命，亦未始非计……
黄河决口，造成了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一千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进攻郑州的日军第2军主力，不得不改变计划，掉过头来，沿着漫长的黄泛区东北面艰难地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然后，于8月底，才从黄泛区南面（淮河南侧）向信阳方向进攻。这一过程，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月。同时，使日军原计划利用淮河为水运交通，向信阳进攻的目的破产。
华北日军向中央陆军部报告：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去，6丹上旬于郑州东北
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
形成了经由中年、蔚氏、周家口、颖州连接淮河的大地
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
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因此，日军总的战略计划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变更为以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
3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相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会战。由于日军主力从长江东面而来，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二十三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另将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
江南战场，以二十六个军为基干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主力配置于武汉以西的长江南岸沿线。
南岸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因此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
蒋介石倾其空军全部战力，计战斗轰炸机100余架，全部投入会战。
海军全部，战舰40余艘，亦全部投入会战。
蒋介石豁出去了，将凡能动用的部队全部调用武汉参战，总计五十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一百一十余万兵力。
在进行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下令：限8月15日以前，驻武汉三镇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全城居民一律撤退到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只留他的军事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指挥作战。
蒋介石深感此次决战之惨烈，于一切布置就序之后，拖着有些疲困的双腿，站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和全国同胞发表具有悲壮色彩的声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以来，已经作战的经过，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此在上海与鲁南各阵地战中，皆足证明”。
“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保卫大武汉”的目的，仅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真要保卫武汉这一城一地，当然能保卫，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方上自统帅部，下至在华作战的部队，也在这同时，改变了过去一贯坚持的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企图。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方面企图一举歼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他们接连策划并发动了华北会战，欲一举歼灭宋哲元第29军主力；山西忻口会战，欲歼灭晋军主力；淞沪会战，欲歼灭华中中央军主力；徐州会战，再次欲歼中央军主力。但日军的这一系列企图都全部落空了。徐州会战之后，日军中央统帅部和在华部队，就再也不搞“一举”的虚劲了。
5月末，日军统帅部在关于向攻占汉口态势转移的作战方针中，就只羞羞答答地要求向武汉进攻的华北、华中日军攻占汉口，尽量消灭敌军。”尽量，也就是说能消灭更好，不行作罢了，但必须占领武汉。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关于攻占汉口的第188号指示 和参谋总长下达的第250号指示中，就完全见不到“歼灭”的字样了，把武汉会战的战略目的，明确为“攻占汉口，‘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数十万大军，万里征战，只是为了占领武汉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为什么明知不能歼灭中国军队而发动这样一场宏大的战争。
日本限于人力物力，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日中战争，但他们的“和平，是基于中国政府投降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倾其国力速战速决，实践证明不可能：重新宣布要以蒋介石为对手，商议停战吧，又大扫天皇的面子。
因此，只有这个办法，再努一把力，把蒋介石从中原驱逐出去，天皇在下令进攻武汉时，指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为地方政权。”
大战的目的是想通过占领一块显眼的地盘，使中国的合法政府降个格，这肯定又是一厢情愿的事。战后，日本一些战略家认为，近卫首相那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给日本战时政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惨败。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迫使日军重新拟定作战计划。
4
6月8日．日军第6师团，从安徽舒城地区南下，于6月18日攻占了潜山，加强了波田支队的攻势，同时也稳住了该支队的后方。
安庆失守，马当、湖口等地就成为武汉的前哨阵地。
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会同第九、第五战区部队，在马当至汉口间，构筑若干处要塞炮台，设立江防要塞司令部，以谢刚哲为司令官。要塞司令部将所属军舰炮艇和海军陆战队，统编为三个总队。
第一总队：驻防九江上游的田家镇、葛店一线；
第二总队：驻防马当要塞；
第三总队：驻防湖口要塞。
为便于海、陆军协同作战，防守长江水域。在马当和湖口要塞司令部之上，又设马湖要塞指挥部，由陆军第16军军长李蕴衍兼任指挥。马当要塞由陆军王锡焘充任要塞司令；湖口要塞由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