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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自控的，像发了寒热病一般地处于非理性层面，林海音在《晚晴》中即已探讨了一个中年单身男性的爱情寒热病。小说通过姚亚德的大病一场宣泄了他的爱情，他对安晴母女的爱是那么的不由自主，以至他的理性难以承受而病倒了，在《晓云》中，林海音探讨的则是青春少女的爱情寒热病。按照一般的社会标准。晓云的爱情对象应当是文渊，不光文渊愿意，就连晓云的妈妈和好友美惠都在极力撮合他们俩。可惜的是，这只是人们的一相情愿，晓云对文渊根本不感兴趣，而是情不自禁地被梁思敬吸引了。她明知道梁思敬有一个不好对付的妻子，却仍要瞒着亲朋好友与之约会，当然，在梁太太面前，晓云有一种青春少女面对韶华已去的中年女性的自信，她是那么自信地看出梁先生和梁太太的不般配，而这种不般配实在只是一种性吸引力的标准。是一种处在爱情中的男女重视，而一般局外人并不重视的标准，晓云是自信的，她比起梁太太可是有着更大的性吸引力——纤细的身材、美丽的容颜、青春的气质，这使得她敢于和有着强大家世背景的梁太太竞争，去得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晓云一开始的追求是很主动的，而逐渐地，梁思敬对她也产生了感情，两人逐渐走到一起，而真正等到两人结合后，面对应当面对的现实时，晓云退却了，这里不光是因为晓云妈妈的存在与干涉，还因为梁思敬的不好对付的妻子出面了。面对梁太太的揭穿，晓云首先感到的是羞恨，这里一层的意思是梁太太给她钱是那样地羞辱了她对梁思敬的感情与人格，另一层的意思，也是觉得自己与梁思敬的爱情毕竟不是被社会所公开允许的，自己一直在保密，而一旦秘密被揭穿，自然觉得羞恨与混乱。但她仍然以一个竞争者的姿态这样想：“我一直没有说话，只听她自己在讲演，这是表示她胜利了吗？她羞辱了我吗？不，看她那就要滚出来的眼泪，明明是她承认自己失败的泪！”“一万元，不是为答谢晶晶考取中学的报酬，而是——而是表示向我哀求！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我真的胜利了吗？”“我站起身来，拿着一万元的支票，茫然地走向堤岸，走上大桥，早晨的清新的空气已经没有了，河水在烈日下摇荡，我在空无一念中，随手就把支票扔下河去，它飘了飘，投身水中，随着摇荡的波浪远去了。”这实在是一种病态的竞争意识，面对一个韶华已逝的女性，晓云毫无女人的同情心，当然，这也是强大的梁太太所逼她做出的一种姿态，相对于晓云，梁太太实在是太不可爱了，她对于梁思敬用的是手腕与财富，梁思敬不甘于被她控制，才有一次一次的出轨。梁太太出手了，晓云退却了，晓云对和梁思敬的将来没有把握，对能不能和强大的梁太太对抗没有把握，她心里是不是也怕遭逢像那个日本女人的境况也很难说，但她却有妈妈坚强的爱，她回到了家中。晓云和梁思敬的爱情是不会被社会所认可的，晓云深知这一点，但在对梁思敬的爱情到来时，她却像发了寒热病一样不顾一切地追求，有悖常理地蔑视文渊的追求，实在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方式，并且把一切世俗的因素置诸脑后，一切的亲情也被放在第二位，她的好友美惠来了，她无心陪着，而是跑去和梁思敬约会，她对妈妈说去新竹去看美惠，却为的是去台中追随梁思敬，一切都随着自己的情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一切并不是平常心态的人们所能理解的，一切都是一种陷入爱情寒热病的征象。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合法，但爱情是一样的，这份爱情同样被林海音写得很诗意，说明林海音对这份爱情是有些同情的，也说明她并不是一个不开通的正统派，但林海音还是将这种纯粹的爱情置入了社会的观点，不管妈妈还是美惠都是不赞成这种爱情的。从社会的视角看这种爱情是有点病态的，小说写晓云有点病态的身体，实则是这种病态爱情的喻示，而妈妈早年的爱情追求成了解释晓云情感追求的原点，但妈妈反过来扼杀了晓云的爱情，实则是有过亲身体验后，希望女儿走上一条被世俗社会认可的正常婚姻之途。小说描写了一种少女的较纯粹的爱情，却将世俗的视点置诸它的周围，比如晓云的异母姐姐的时时存在等等，妈妈与美惠的平常心，等等，这些最终将晓云的爱情包围扼杀，而新生命的孕育，又将非理性的晓云拉回到理性之中。她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做第二个梁晶晶，她要像老母鸡饲小鸡一样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其实又是一种人的本能，但却是符合社会性与理性的要求的，病态的晓云最终纠正了自己的病态回到了理性之中，所以，最后，她感觉“好像健康了，感觉到生命不是就此了结，而是永恒的”。小说实则是写了一个少女从一种较纯粹的诗意的爱情非理性状态回到平常的理性状态的过程。
《晓云》写了一个少女的非理性爱情，较为诗意与纯粹，超出了林海音其他作品的风格，而林海音的另一个短长篇《春风》则又回到了林海音的日常叙述风格之中，写的又是两个女人共有一个丈夫。吕静文校长多年努力，创办了一所很成功的学校，受到了同事学生的爱戴，她事业成功，个人生活却不如意，丈夫曹宇平常年在南部的高雄工作，一年中只回来一两次，在家呆的时间也很短，只有几天工夫，吕静文平时忙于在台北办学，无暇顾及夫妻生活，两人关系日渐冷淡。吕静文与曹宇平是在北平时恋爱结婚的，婚后，曹宇平安于小家庭的生活而不思进取，到台北后也只是在学校做个一般教员，吕静文则希望两人在事业上有更大的进步，曹宇平只好离开吕静文到南部发展，吕静文则在台北办学校，十几年过去，吕静文的学校办得很成功，而曹宇平则只在高雄做了一个小职员。曹宇平在高雄有了外室，生了女儿曹幼幼，已经十二岁，幼幼的妈妈叫做安立美。安立美早年和弟弟安立明来台湾投奔叔叔，不幸叔叔死了，安立美靠做打字员独自抚养弱弟，很孤苦，碰上了曹宇平后便与之结合了，为的是好有个依靠，她没有什么事业，一直做家庭主妇。现在，安立明已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还有了女朋友女记者宋琼英。宋琼英和吕静文还有一段很特殊的师生情，宋琼英早年丧父，失学后靠卖花养活母亲，遇到吕静文后，受到鼓励与帮助，重新读书，在吕静文的学校毕业后，又读了大学，做了女记者。大家都知道曹宇平又成了一个家的事实，只是瞒着吕静文。安立美一直很佩服吕静文，多年来一直对她深怀歉疚，心情忧郁，因而积郁成疾，得了癌症。她有两桩心事，一个是弟弟的婚事，在她的病情确诊前，安立明出国了，安立美代弟弟向宋琼英求了婚，完结了一桩心事；而怎么安排幼幼就成了她最大的心事，她希望曹宇平重新回到吕静文的身边，幼幼也能上吕静文的学校，她悄悄地来到吕静文的学校，以一个家长的身份见了吕静文，终于下了决心，她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宋琼英带着幼幼来到学校，让幼幼独自来到吕静文的办公室，交给吕静文安立美生前给她写的一封厚厚的信，信中说明了一切。小说结尾，以吕静文带着幼幼和宋琼英向家里走去结束。
这篇小说的两个主要女性吕静文和安立美形成了很大的性格反差，吕静文进取精干、不善生活，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安立美安于家庭生活不善事业打拼，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这两个人共有一个丈夫，却并不互相嫉妒，安立美还很钦佩吕静文的事业，也一直对吕静文深怀歉疚，当然，吕静文也一直不知道安立美的存在，最后谜底揭穿时，她也并没有醋意大发，而是很平和地接受了安立美和曹宇平的女儿幼幼，实在是人性善与人类理性的见证。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那么的善良容让，才使得一幕人间的悲剧变得不那么悲情，而有一种随缘的安适。这两个女性实际上是互补的类型，她们的性格代表着现代女性完整人生的两个都需要发展的方面，这两个女性都不能算是拥有完整的人生，她们的互相承认实际上也说明她们是一个女人的一体两面。吕静文事业完美，却没有孩子也忽略丈夫，在事业成功之时不无遗憾与惆怅；安立美做了母亲，和丈夫厮守，却自卑于自己不能职场打拼。实际上，吕静文代安立美做了她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安立美则代吕静文生育了孩子、照顾了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