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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妈对林海音的影响我们从《城南旧事》中可以看出，但对她潜移默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她的父母。林海音说，在她家搬到椿树上二条后，开始了她作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至于为什么是搬到这儿以后，可能因为移民家庭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在这里林海音开始穿打了皮头儿的布鞋，开始穿袜子，开始喝豆汁儿，开始吃涮羊肉，也开始上师大附小一年级，接受全盘的中国新教育了。她的父亲对她的管教很严格，上学不许迟到，不许坐洋车。“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胡同有小黑狗紧追我两步，老怕它咬我脚后跟。走出椿树上二条，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首先看见的就是羊肉床子大宰活羊血淋淋的倒在门口，心惊肉跳地闪避着走过去，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的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着‘自个儿’。”林海音：《家住书坊边？我的京味儿回忆录》，（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8页。
父亲的严格、新式的教育，给了林海音最初的启蒙，为她以后形成独立、坚定的性格打下了最早的印记。但形成她性格中乐观、豁达、随和一面的则与她童年生活的世俗、快乐、无拘束有关，她的父亲受过新式教育、母亲为人随和，在她的成长中并没有给她太多限制。和所有小女孩一样，林海音的童年是在游戏中长大，老九霞的鞋盒里装着她心爱的用一根洋火棍、几块小碎花布做成的“小脚儿娘”，引得她吃饭都没有心思；用彩色丝线缠粽子是端午节的有趣手工；用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玩“挝子儿”新鲜有趣；跳绳、踢毽子更是她的拿手好戏；养蚕、剪纸则是培养耐心与艺术趣味的活计，这些丰富多彩的游戏与活动构成了林海音童年生活最有趣味的部分，以至于在她六十岁的时候，她为《汉声》杂志写《我的童玩》一文时，仍然津津有味、绘声绘色。游戏的快乐、父母的宽容、家境的小康使林海音的童年有了幸福的条件，而给她印象深刻的旧北京市井风貌则给她的童年烙上了平民化的色彩。在她老年所写的《在胡同里长大》的回忆性散文里，林海音形象生动地描绘着老北京胡同里卖半空儿花生的、卖萝卜赛梨的、卖炸豆腐开锅的叫卖声，卖晚香玉的妇女、“唱话匣子的”、“换取灯儿的”也在她童年的视线内，这些老北京下层百姓就生活在童年的林海音的周围环境中，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令成人后的她不断写出关于老北京市井风貌的回忆文章。她1961年写的《虎坊桥》一文描述的老乞丐令人印象深刻，看枪毙人的“出红差”场景也形象逼真。这些童年记忆丰富着作为作家的林海音的记忆库，使她日后的作品多了些平俗易接近的气息。当然，写作的平民趣味也标明着作家的性情志趣，林海音不是一个市井作家，但却是一个对市井生活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这使得她的作品有人间烟火气，理解人、也理解社会，这不能不说是童年见闻所留下的印记。
林海音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她喜爱阅读新式的儿童读物：
我们的缝纫教室也是学校图书室，我喜欢看书架上的杂志《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小朋友》是中华书局出的，《儿童世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朋友》的创办人有一位是黎锦辉先生，他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太有贡献，我们是中国新文化开始后第一代接受西洋式的新教育，音乐、体育、美术，都是新的，我们小学生，几乎人人都学的是黎先生编剧作曲的歌剧，像“麻雀与小孩”（太有名啦！）、“小小画家”、“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哪一个不是小朋友们所喜欢、所唱过的哪！他办的《小朋友》杂志是周刊，每到星期六，我就等着爸爸从邮局提早把《小朋友》带回来。上面我爱看《鳄鱼家庭》，还有王人路（他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的翻译作品。记得有一期登了一篇小说，说是一个王子慈善心肠，他走在路上很小心，低头看见地上有蚂蚁就踮着脚尖走，不愿踩到蚂蚁，这给我印象很深，我虽然是任意走路的人，但是真的低头看见蚂蚁，也会不由得躲开走呢！这都是受了《小朋友》上小说的影响吧！林海音：《写在风中？访母校？忆儿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7月版，第117、118页。
可以说，在林海音人生的最初阶段，她是快乐地和父母弟妹生活在远离家乡台湾的老北京的。然而，一件悲惨的事却中断了林海音的童年快乐。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四节 丧父
林海音最小的叔叔林炳文在林海音全家来京后不久也奉父亲（即林海音的祖父）之命投奔祖国，来到北京工作。他与大哥林焕文一样也进入北京的邮局工作。林炳文也将妻儿接来北京，兄弟两家来往密切、感情深厚。林海音七岁时，她的爱国的父亲林焕文决定不让她上日侨小学（当时台湾在日本治下），而要上中国人办的学校，是她的叔叔林炳文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日子里带着她投考厂甸的师大附小。林海音记得：在附小的教室大楼从楼下考到楼上，一间一间地进去，出来，认颜色，试听觉，填木块，是叔叔拉着她的小手鼓励她，在她考取之后，叔叔又带着林海音和她的妹妹去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玩，并在格言亭前拍了一张照片。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5页。就是这个疼爱她的叔叔却在1930年的时候因为参加朝鲜人的抗日活动而牺牲。关于这件事林海音在《番薯人》中是这样叙说的：
朝鲜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听母亲说，他们的床下竟藏置炸弹。抗日固然很对，但是他们是利用叔叔在邮局工作，汇钱方便，叔叔为了逃避父亲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桥的家，带了妻儿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们叫叔叔带款乘南满铁路。他们不肯自己去，因为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容易被发现。年轻不更事的叔叔，可说是有勇而无智，到大连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里，父亲去收尸，伤心生气，回来不久也吐血病倒。祖父竟写信责备父亲，说好好的一个弟弟，怎么没好好照顾，落此下场。我记得父亲一连数夜写信向祖父报告，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的手卷上，可见其信之长。叔叔真是一个反日的无名英雄，他死时还不到二十五岁。
林炳文的死对林焕文打击太大，使他不久竟因此肺病复发，吐血不止，一病不起。林海音小小年纪便面临着家庭的变故，承担起照料重病父亲的责任。父亲的病总也不见起色，林海音就要代替父亲去办很多事。她在《城南旧事》中有一段英子代病中的父亲到日本人开的银行去寄钱的叙述，非常生动。《城南旧事》虽是小说，但据傅光明先生讲：“林先生告诉我……《城南旧事》里的几篇故事，家人、宋妈都一点儿不差，只有惠安馆的疯子，看海去的小偷儿，人是我亲见的，故事却经过一番编排。”林海音：《静静的听》，（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122页。所以，关于英子的这段叙述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林海音本人的真实经历。然而，林焕文先生虽在医院进进出出却沉疴渐重，于1931年农历五月初九病逝于东单三条的日华同仁医院（即今同仁医院），享年四十四岁。身后留下二十九岁的妻子林黄爱珍、十三岁的女儿林海音以及她的六个弟妹。丧事是由林家亲戚张我军、同乡陈顺龙、柯政和帮着料理的，骨灰火化后由林海音的堂兄阿烈捧回台湾。张我军是台湾著名作家；陈顺龙是台南人，在德国学牙医，在北京开牙医馆，曾进宫给西太后看牙，他的女儿陈慧是林海音的好朋友；柯政和也是早期到北京的留日音乐教育家，一直在北师大、师大附中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