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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剥夺了作为妾的金鲤鱼的为母权。如果金鲤鱼生的是女儿，也许许大太太就不屑于与金鲤鱼争夺了，但那样的话金鲤鱼的处境就更可悲了。生了儿子，想翻身却翻不了身，金鲤鱼的悲哀是作为家庭管理者的许大太太打压的结果。许大太太是很有远见的，金鲤鱼的儿子——这个家庭中的明日之星一出生就被她抱走了，而老爷就让给了金鲤鱼。小说写得很含蓄，只写了一句外公给起名字，就点出许大太太的娘家是有势力的，岂是金鲤鱼这个买来的丫头所能较量的。金鲤鱼的悲剧不仅是她作为妾的低微地位造成的，也是因为她由于生了儿子而不甘于妾的低微而造成的。金鲤鱼的这种要求，在现代的女性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在金鲤鱼身上却不能实现实在是时代的悲哀。小说的开头结尾以金鲤鱼的孙女要参加毕业同学晚会寻找民初服装而翻出金鲤鱼的百裥裙引出并结束故事，以四十年的时空跨度喻示时代的变化在女性身上所发生的影响，昔日金鲤鱼视为身份地位象征的百裥裙在现代的孙女那里只是一件服装表演的道具，时空的交错道出了历史的沧桑，一个女性与一条百裥裙的故事在这样的安排下就有了历时的空间感，这是林海音很有代表性的一部短篇小说，技巧很完美。
林海音所写的这些旧式女性，有的因为顺命而温柔敦厚，有的因为不顺命而受到家庭的压抑而造成悲剧，她们活动的范围都在家庭之中，性格行为也还在旧的伦理道德规约内，这些女性的反抗方式大都以自残与自伤来进行，这是那个时代作为弱者的女性较为普遍的反抗方式，林海音只是较为客观地将她们描画了出来，并没有像张爱玲那样表现极端的变态心理，她们都是旧的家庭模式的牺牲品，林海音对这些女性饱含着同情，写她们的压抑与自伤也没有到令人厌恶的程度，而是让人怜悯与同情，她们与令人厌恶与憎恨的曹七巧型的女性有着天壤之别，她们基本上没有越出柔弱与自抑的女性规范，不是张扬的、刻毒的，在林海音眼里她们不是新女性。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不错，就拿娶姨太太说，我们这一代的妇女，就想象不出我们的上一代的妇女，怎么能够忍受丈夫的那种行为。有人认为一定和丈夫没有爱情，才能忍受除自己之外再容纳另一个女人。这话不太对，我以为她们忍受的是环境和当时社会的传统，而不是真正不对丈夫再有爱情。我的婆婆虽然依了当时的环境和她的观念，接受了另一个女人——姨娘，共同走进丈夫的心房，占据了一处地方。但是她内心中，并不是真的那样大方。丈夫的心不像别的东西，不能随便施舍给别人，婆婆是旧时代的女人，但是爱情是独占的，古今一样。”细腻的林海音正是体会出了女性的这种“不大方”，才写出了像大太太、金鲤鱼这样的生动的人物，她并不是要站在女权的角度控诉什么，只是很自然地展现了上一代女性的生存样貌。但林海音毕竟是一位女性的写作者，有着女性的分析立场，她的展现很自然地就是对旧式婚姻与家庭对女性的伤害的一种批判。但林海音毕竟是林海音，她写的是旧式的女性世界，也写了新一代女性对上一代女性处境的隔膜状态，比如《金鲤鱼的百裥裙》中对孙女的描写，就很自然地在一种时空的交错中审美化了旧式女性的痛苦，控诉变成了说故事，变成了说旧事，痛感消失而哲思上现，一个现代写作者的立场便显现了，毕竟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于是林海音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就既不与当时的读者隔膜，也以其共时性与我们现在的读者沟通了。
林海音写旧女性写得很有特色、也给人印象深刻，她所描写的与她同时代的女性的生活也同样有精彩之处，《烛芯》描写的就是一个与林海音处于同一时代的女性的故事。元芳和志雄结婚半年多，已是“七七事变”四个月后了，元芳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志雄是活跃的记者，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志雄只身逃到大后方去了，留在敌后的元芳却惨遭日本人的毒打而流产了，便回到天津的娘家生活，抗战胜利了，志雄回来了，告诉元芳他在后方又成了一个家而且还有了三个孩子，他住了十天就走了，不再回来，后来又去了台湾，元芳追随他来到台湾，志雄还是不能抛掉他的另一个家，元芳也只好默认了，志雄以两边各住一个星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元芳迫不过另一个女人的厉害，又没有孩子，最后她这边的一星期也难以维持了，就这样，经过二十五年名存实亡的婚姻，元芳终于下定决心离婚了，不久，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嫁了一个太太在大陆的单身汉，小说开头结尾是在元芳在烛光中回忆自己的前半生、等待出差的新丈夫的心境中进行的，以主人公现时愉快的心绪结束她二十五年的等待与不快，给人以希望与光明。元芳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然而她的婚姻却遭遇了与上一代女性同样的困境，毕竟时代与具体的个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并没有像上一代女性那样自伤与自抑，最终还是觉醒了，不仅摆脱了旧式的枷锁，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元芳的这种行为却遭到了同学的批评，但元芳并不是一个懦弱且同于流俗的女性，她在给同学的答复中说：“两次婚姻的际遇，会被人怎样地批评，我也顾不得了。《圣经》上说得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婚姻的戏剧中，我两次扮演了同出戏中的不同角色而已。”事实上，元芳在这里说的两种不同的角色，妻子与情人，正是在婚姻中女性需要自处的两种角色，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女性必须将妻子与情人的角色调适好，才能成全起一段美好姻缘，否则，势必造成对方的不满足，妻子的角色往往是母性的、贤惠的、居家的，情人的角色往往是性欲的、娇性的、隐忍的，这是一般的人对这两种角色的想象，林海音赋予元芳的，正是一段倒错的关系，在第一段婚姻中，元芳是妻子，却像一个情人似的长期隐忍等待，她没有孩子，无法发挥女性的母性与居家特长，最终在与另一个有孩子的女性的较量中败北，在第二段婚姻中，元芳处于第二妻子的角色，但因为第一妻子的不在场，使得她可以和丈夫居家过日子，满足女人的基本需要。在这篇小说中，林海音讲的不单单是一个女性走向觉醒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女性角色转换的故事。我们可以比照一下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中讲的方先生与方太太的故事，表面看起来方先生与方太太是一对神仙伴侣，方太太本是大家闺秀，气质高雅、擅琴棋书画，并不在意方先生的穷酸，也不在乎物质享受，不惜与有钱的娘家决裂来追随方先生，他们恩爱了一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方太太死后，方先生却爆出了早就背着方太太与另一个极普通且贤惠的女人生活且生有四个孩子，老大都已大学毕业的猛料，令人讶异。在这里，方太太也是一种角色倒错的悲剧，她的个人定位满足方先生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恋与情人的角色，而方先生其实更需要一种世俗的爱情——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方太太是自身不具备这种世俗能力，而元芳在第一段婚姻中则是被时代与丈夫双重地剥夺了这种权利，她不甘于这种剥夺，希望在第二次的婚姻中找到这种居家过日子的世俗权利，所以勇敢地迈出了一步。这说明，林海音在女性家庭角色的定位与转换上是做了多种探索的，她是一个极重视居家过日子的人，所以赋予元芳第二次婚姻的光明。
林海音笔下的时代女性，在内心深处大都是渴望传统家庭生活的。她有一篇短篇小说《奔向光明》，是将家作为女性的光明的归宿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一开篇就说：“我们这样地散步，到几时为止呢？你有你温暖的家庭，我有我光明的将来。”写一个未婚女子与一个已婚男子的一段感情，未婚女子完全知道男子的家庭情况，两人仅止于一起散步的关系，女子很欣赏男子的谈吐、羡慕他的家庭生活，但这种关系毕竟有些暧昧，每天的黄昏，不管风中、雨中、雾中，他们都在桥边相见，男子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倾诉对象，而女子需要的却是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男人，于是她终于果决地在无数次“明天见”之后要对男子说“不再明天见”了。她难以当面向男子说出这句话，而是写信说，整篇小说就是以女子向男子写信的方式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