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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Tang；尽人皆知。少年时代的我，开始读林语堂的著作，《生活的艺术》和《吾土与吾民》，都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这两本书译成多种文字，内容写的是中华文化、文学、精神、哲理，等于是给中华文化做了最好的宣扬。至于他所创办以幽默见称的中文杂志《论语》，距今也有半个世纪了，人们仍然喜欢把它列为幽默的一派。‘论语派’的幽默，一说出口，就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与讽刺、挖苦那类的，有个分野。”林海音访问美国时，曾由美国国务院代为安排到林语堂在纽约东区六十五街的公寓，做了两个小时的访问。林海音说：“见面两个小时谈了很多，大概他们那时已经准备返国定居，所以也问了我许多有关台湾的问题，并且打听他们的老朋友的诸般情况。他并且通电把住在纽约的大女儿如斯找来跟我见面。”林海音后来在台湾与林语堂夫妇也见了面，但交谈时间甚短，倒不如纽约的访问谈得多。
徐是浙江慈溪人，少年时进陆军中学，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赴法留学，抗战后返国。1950年定居香港，1980年病逝。他在文学上是位全才，写小说、诗文、剧本、杂文、理论，从事翻译，毕生写作达二千万言。林海音编“联副”的早期，徐就在“联副”上发表文章，他与林海音经常有通信联系，也经常向林海音吐露心声。林海音办《纯文学月刊》向他拉稿，他回信说：“你办刊物，我自然要写稿，只是我这次外游四个月，负了沉重的‘债’——钱债、文债、人情债。一回港，满案是文件信札，又要教书、又要办事。真是一言难尽。所以你千万先要存个谅解我可怜我的心。我非常羡慕你们在台北安定愉快的生活。这次很想在台北谋个‘小差使’，但竟也不易。”他也向林海音透露一些学术上的想法，有一次他写信对林海音说：“我很想写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即从五四写起，也即是新文学史，一直写到目前。包括现今的大陆与台湾。中国文学史，过去的真是没有好的，大家抄来抄去，没有史的见解，也没有文学的见地。我想全写，一则觉得工程太大，第二觉得像现在这样不安定生活中，无法从事这份工作。因此退而想写‘现代’的。这‘现代’，从五四到抗战还易，抗战八年，则必须有敌伪区的文艺一章；反共时代，又是需要‘话分两段’。所以很不容易做，但觉得是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现在不做，将来更难。不过这一说也还是需要有安定而不愁生活的生活。结果恐怕也只是想想而已。张爱玲那一段，真是‘想’到敌伪区的文学的一点见识。我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是：‘敌伪时代周作人的散文’，只是还没有写。这些‘见识’零零碎碎写道，将来也许可为有心人有环境写这一段文学史的参考。”林海音说：“徐很喜欢台湾和台湾文艺界的朋友们，若干年来，他每来台湾，都会跟这儿的朋友通电话‘报到’，大家会分批和他约聚。我搬到东区后，跟罗兰住得近，她家或我家，就是属于这一区朋友的聚会处。但是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我发现他人显得憔悴，有时会意兴阑珊的，不是很爱说话了。”林海音写《剪影话文坛》曾写有一篇《徐‘笔端’下》，已是徐去世后的事了。
在前辈作家当中，与林海音较亲近的有台湾作家吴浊流，因为吴浊流是林海音父亲的学生，但他们认识则是1961年的事了。那时林海音正在“联副”做编辑，有一位客家籍的同事知道了林海音的原籍，便约了吴浊流先生来与林海音见面，说他是林父的学生，从吴浊流的言谈中，林海音知道了一些父亲年轻时的面貌和风采。吴浊流对林海音父亲的感情前文已说过，他与林海音的交往以谈文艺为主，无论写作或编辑或出版，他们都会有许多话可谈。林海音在他去世后写了一篇文章《铁和血和泪铸成的吴浊流》回忆道：“他总是一坐下来，擦拭着涨红的脸上的汗珠，滔滔而谈，很热情，但是有些事情看不惯，很不满意，别人说他常常‘破口大骂’，我想对于女性的我，他还是保留了一些，只是略显激动罢了。”可见他们谈话的范围很广。
林海音与前辈女作家的情谊也很深厚，她曾写了《敬老四题》一文，记下了她与前辈女作家谢冰莹、凌叔华、苏雪林、谢冰心的交往。苏雪林是林海音非常敬重的前辈女作家，林海音办《纯文学月刊》，开辟“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时，曾请苏雪林写过《凌叔华其人其文》、《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等文。林海音在主持纯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曾为苏雪林做过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为晚年的苏雪林出书。夏祖丽在《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这样记录了事情的经过：
我和母亲到苏雪林先生家时，她已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张望老半天了，我们进了屋，桌上四菜一汤已做好，连碗筷都摆上，原来苏先生要留我们吃饭，所以要每天来为她做饭的佣人把菜做了，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大条黄鱼。
那天苏先生对母亲说：“海音啊，我烦恼死了，给我出书的出版社结束营业，我把版权收回来了。但是那些书堆积如山，问了好几家都没人要。现在台北堆书的房子必须腾出来，你看怎么办，你要不要这些书啊！”母亲当时立刻答应把这批书买下来，并决定把其中一本四十五万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原名《二三十年代作家》）重新出版。充满赤子之心的苏先生听了像孩子一样高兴。
回到台北后，我就与苏先生的学生苏淑年教授联络，并且把这批书搬入纯文学出版社，解决了苏先生悬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在重排出版《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时，我们与苏先生时有书信稿件往返，苏先生是个做事认真的急性子，她很仔细校稿，对我们提出疑问的地方也不厌其烦，长篇大论地解释，她那用粗粗的蓝色墨水笔写的字，令人感到亲切熟悉。有两次苏先生还在给我的信中透露，人老了活着真没意思，常常想干脆早点走算了。
《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是苏先生以第一手资料写她同时代作家的生活、作品与文评，出版后反映很不错，苏先生很高兴，说她没想到拿到那么多版税。至于母亲买下来的那批苏先生研究屈原、屈赋非常学术性的著作，如我们预期的不好卖，一直堆在“纯文学”的仓库里，后来全数捐给各图书馆了。
1995年，苏雪林百岁大寿，她执教的台南成功大学为她办了一个祝寿会。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到墨尔本告诉我这个消息，她说：“那你就早一点回来，咱们一块儿去台南给她祝寿。你看看能不能买一床你们澳大利亚的纯羊毛褥子，给她做生日礼物！天冷了，老人要睡得暖才不会生病。”隔了几天，母亲又打来电话：“也不知苏先生睡的是单人床还是双人床，我看你就买一个双人床的羊毛褥子好了。”
我就拖着一大床羊毛褥子回台湾，和母亲及一批女作家南下给苏先生祝生。苏雪林先生与我们母女很亲近，她那天笑眯眯地对母亲说：“其实我才九十八岁，还不到一百岁呢！”母亲说：“什么，您没有一百岁？我们中国人过了那么多闰月，加在一起就多少岁了，您早超过一百岁了，您老还瞒岁数呢！”逗得苏先生和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林海音与谢冰莹的联系较为密切，谢冰莹也是从“联副”时期即给林海音写稿的，但她们又是很好的朋友。林海音在《女兵在旧金山》一文中这样说：“我是在台湾才认识冰莹先生的，但胜利后在北平，家母就先认识了她，因为她和家母有一个共同的菲律宾华侨朋友汪海澜女士，所以冰莹每次见到我，都会先问一声：‘老太太好吧？很想念她老人家！’”谢冰莹是一位信佛的居士，在台湾的时候，她常常喜欢到寺庙去住几天写文章。有一年，她和林海音共同被邀写一本书，为了专心，她便邀林海音同到汐止的静修院（比丘尼住的庵）去住几天一起写作。两人带了大摞的资料前去，写累了，聊聊天，到院子里坐坐，三天时间，她和林海音谈了许多她个人的往事和30年代的文坛轶事。后来谢冰莹定居旧金山，林海音在1975年时去美时，她们在旧金山的武月卿的家里也有一次彻夜长谈。在林海音的照片簿里，谢冰莹的照片很多，包括她在抗战时期从军时的照片。她们的友谊是很深的，林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