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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前行的进程。它们的决定性影响超越狭隘的
时间、地域，它们的表现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戏剧性，它们自身蕴含的意义，
如星辰，在人生的大背景下，令任何一个作家在静夜中只有默默地仰望。
因此，茨威格“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
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
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茨威格只能遵循于真实的原则，重现历史上那十二个撼人心弦的重要时刻，
而这也是他称这十二篇作品为历史特写，而非历史故事或历史传奇的原因。
茨威格在《夺取南极的斗争》中，抒写英国人斯科特南极历险虽败犹荣
的悲壮一幕后，他的结束语就是这样敬献给读者的：“一个作家只是有时候
去创作它们，而生活创作的悲剧却要多至一千倍。”是啊，从拜占庭的陷落
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的潦倒到“黄
金国”主人苏特尔沦为乞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绞刑架上的“奇遇”到托尔
斯泰晚年矛盾而不可自拔的精神困境，从看到过两个大洋的“人类的第一双
眼睛”的巴尔沃亚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
其间，人类自身展示的是怎样一幅幅惊心动魄又如此沉浮难料的历史画卷。
——人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体，由人创造的历史更是万象纷呈。很难想
象真正的作家通过矫饰历史和英雄，让迷惘不堪的幻象掩盖真实。
的确，茨威格善于运用文学的各种艺术手段：气氛的渲染、环境的烘托、
心理的刻画、画龙点睛的议论、多变的叙述形式（如《逃向苍天》的戏剧形
式、《英雄的瞬间》的叙事诗形式。。），这使他在十二篇历史特写中自如
地描绘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而这一切，都无损于他
记录历史所表现出的一种突出的作家的崇高意识，一种令人钦佩的对历史的
责任感和荣誉感。
而晚年，这种深藏在这位犹太作家热情的生命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导
致他在面对祖国被蹂躏、情感被践踏、责任被剥夺的时代困境和个人困境时，
却不堪忍受个人的软弱无力和黎明前的黑暗。于1942 年2 月22 日，在里约
热内卢附近的一所宅邸里，与他的妻子自杀离世。“。。我向我所有的友人
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
他们而去了！”这一颗文坛上的星辰，黯然地落下。
（梁丽明）
《与世界伟人谈心》
［美］房龙著，常绍民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一个杰出的作家会拥有一批属于他的忠实读者。我们可以称这些读者为
这位作家的迷。
房龙不是一个小说家，但他的著作常常具有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的魅力。
许多读者只要看到房龙的书，就毫不犹豫地购买，手不释卷地捧读，这种人
可称为房龙迷。
曹聚仁是房龙迷，郁达夫是房龙迷，《飘》的译者傅东华大概也是一个
房龙迷。曹聚仁因《人类的故事》而迷上房龙，郁达夫因《上古人》而钦佩
房龙，傅东华则是因《房龙名人传》而推崇房龙。
对《房龙名人传》这本书，傅东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这书的成功，实也非侥幸。
因为从来的历史书，总无非是个骸骨陈列所，没有不叫读者沉闷的，房
龙却能使幽扩中的骸骨起来跳舞，而用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的火炬将已埋葬
的文化分明烛照起来。
从这一点而论，房龙实曾在学术上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傅东华对《房龙名人传》的评价是中肯而贴切的。《房龙名人传》，顾
名思义，自然是一部世界名人传记。事实如此，《房龙名人传》是一部世界
名人的合传，但又不仅仅是合传。房龙采用了一种“招魂术”，他让上下几
千年数十位历史名人一一复活，或单独或联袂来到他的客厅。他与这些历史
名人共进晚餐，高谈阔论。于是，人们从《房龙名人传》里获得的，不仅有
丰富多姿的历史事实，更有活灵活现的个性风采。房龙不仅表现了他对久远
历史的谙熟，而且表现了他对人生人性的想象力。
前往房龙客厅的历史人物大都是光芒四射，流芳千古的伟人。华盛顿、
拿破仑、贝多芬、莎士比亚、孔子、柏拉图、安徒生、杰斐逊等。房龙一共
举办了21 次周末晚宴，每次晚宴邀请一位或两位，偶尔则是一群历史人物。
所以，《房龙名人传》就由21 章组成，每章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介绍客人
一生事迹；二是具体描述宴会情景，诸如音乐、食谱以及人物思想的交流和
碰撞。
把早已进入坟墓的历史人物重新“召回人间”，在轻松优雅的晚宴上让
他们展现个性，显示风采，甚至品评自己的人生。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构思，
非房龙不能想出。常言说文史一家。在这里，房龙确实是把他文学家和史学
家的双重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他那枝生花妙笔，确实到了天马行空的自由
境界。唯其如此，他才能在史料的疆场驰骋，在想象的空间跳跃；他才能与
历史人物作开心的对话，会心的交谈。
《房龙地理》为人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地理空间”，因为房龙给传统
的地理加上了历史和人的维度。《房龙名人传》也为人们开发了一个崭新的
“传记空间”，因为房龙为历史注入了生命，为庄重注入了诙谐，把神圣遥
远转化成了日常亲切，不可捉摸的历史伟人变成了招之即来，平易近人而又
个性迥异的客人。读者不必再以顶礼膜拜的心情仰视这些人物，而可以如房
龙一样以主人的身份与这些历史伟人作平等的谈心。
或许，这就是译者把《房龙名人传》改名为《与世界伟人谈心》的立意
所在。它的出版为房龙著作的中译本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对于中国的房龙
迷，这无疑是一份美妙的礼品。
（黄伟林）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多读中国史书，容易养成一种以道德眼光衡量历史人物的习惯。这既与
中国史书的写作重视道德评价有关，也与中国政体本身浓郁的道德色彩相联
系。于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很容易形成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清官和
贪官这样一些道德上二元对立的观念，仿佛历史就是一部明君与昏君、忠臣
与奸臣、清官和贪官的交替史、斗争史。
杰出历史人物中有一人似乎看到了道德立国的局限，他三次下令求才，
认为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
在“笃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
就可提拔。这个人就是曹操，他的超越常规之举也使他出类拔萃，有所作为。
不过，历史学家黄仁宇却这样评价曹操：“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
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作为现代
学者，黄仁宇的眼光自然更宽阔、更深邃。他缕析众多历史事件，进而指出：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
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基于
此样认识，他表示：“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
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
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
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之过急
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以上引文均引自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共33 章，从
先秦孔孟讲到元代亡国之君元顺帝，加上最后一篇《大陆版卷后琐语》，对
明清历史略加阐述，可以说构成了一部简明扼要，引人入胜，新见迭出的中
国通史。为什么能新见迭出？在我看来，是因为黄仁宇开辟了两个崭新的视
角，一为地理，二为经济。而这里的地理，也不仅指自然地理，更包含经济
地理。以这样的地理眼光，黄仁宇才能得出这些结论：“足见光是治水一事，
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中国在公元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