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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诗文，精通音律。康熙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回京时到曲阜
祭奠孔子，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论语》而受到褒奖，于是破格任命为国子
监博士，以后又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在幼年时从族兄孔方训
那里听说了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就产生过以此为题材写戏的想法。后来
他奉命到江南治水时，与明朝遗老吟诗唱和，游历江南名城，搜集南明王朝
的史料，为他写作南明王朝兴衰的戏做好准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他的 《桃花扇》历经数十年惨淡经营，数易其稿，终于成形，上演后影响甚
大。南朝遗老看后重新勾起亡国之痛，也引起朝内一些人的不满。结果没有
半年，因一件文字祸，被罢官回家。除 《桃花扇》外，他还与顾彩合写了传
奇《小忽雷》，写弹小忽雷的唐女郑中丞的故事，描写了文士与官宦之间的
斗争。艺术水平不及《桃花扇》。他留有《湖海集》、《岸堂集》、《长留
集》等诗文集。
《桃花扇》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难得的悲剧作品，它打破情节团圆的模
式，写出的情节冲突与内在冲突一致的悲剧作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同于中
国悲剧的传统模式，是一部类似西方悲剧的作品。胡适曾说：“无论是小说，
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
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
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① 《桃花扇》
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例外现象，从美学价值上讲，具有特殊地
位。
《桃花扇》同《长生殿》一样，是一部政治与爱情的悲剧。如果说《长
生殿》是借政治悲剧来写爱情悲剧，那么《桃花扇》则是以爱情悲剧写政治
悲剧，抒发亡国之悲，失国之恨。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
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忧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叁佰年基业，
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
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①作为政治悲剧，主要分析明朝灭亡的根源，
总结教训，以惩今后的统治者。政治悲剧的冲突是以明朝的存亡为核心，剧
中的主要人物的活动无不与这个核心冲突有关，明朝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每个
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明朝的灭亡对剧中的主要人物而言，都将成为亡国
奴，亡国奴的地位将改变人物已有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作品中的主要人
物无非是三种类型。这三类人物有恶有善，或褒或贬，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
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观念，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
以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们都希望明朝江山长存，但是
这种愿望与现实冲突，他们面对现实束手无策，最终在现实的悲剧中走向失
败。
第一类人物是明朝的中流砥柱，他们为了明朝的存在和兴盛，尽忠极
义。只要国政安泰，不计个人安危。为此他们嫉恶如仇，与阉党权奸不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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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斗争。与清兵勇敢拼杀，誓死而战。但是他们没有能把阉党除净，也没
能保住明朝，南朝弘光小朝廷更是短命。随着南明王朝的崩溃，史可法、左
良玉等人带着一片孤忠死去，成为悲剧人物。且看《哭主》一出，崇祯皇帝
缢死于后花园消息传来，左良玉等将领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
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
这恨怎平，有后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报国
仇早复神京。”①
这一段唱腔沉郁慷慨，崇高悲壮，英雄气概，直抵云霄。左良玉自知文
臣无谋，武将不猛，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这一现实面前，他还是发誓要恢
复明朝，收复北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如同天地分离，不可复合。但
越是如此，就越把这一不可解决的冲突构造为悲壮崇高的体验形式，使之具
有强烈的悲剧美感。史可法孤军奋战，以纵横老泪，感兵将，泣天地，拼死
抵杀，仍然不可挽回城陷人亡的结局。《沉江》一出，悲剧冲突表现为悲凉
的孤独。欲保江山无门，欲救朝廷乏力，冲突得不到解决，叫天不灵，叫地
不应，彻底地孤独，表现出悲剧体验的美感。
“撇下俺断蓬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百遍，归无路，进
又难前。”②
在史可法的无兵救授、孤独奋战中，还表现出史可法的无能。他虽为武
将，但不威猛，竟以纷纷浊泪去感动兵将，驱使奋杀。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与无数敌兵的进逼，再次构成不可解决的冲突，也表现为孤独。从一个方面
揭示明朝灭亡的必然原因。
正面人物有侯朝宗、陈定生等东林、复社文人。他们对明朝赤诚明鉴，
然而他们在剧中的行为无非是痛骂阉党，娱于声色，除此并没有具有实际意
义的壮举。当然这与他们朝政不可闻相关，但当有了一定重任时，也是气有
余，智不足。由于高杰有勇无谋，侯朝宗受命同去防河。高杰不听规劝，侯
朝宗竟然不再设法阻止，拂袖而去，全然不顾史可法的重托，导致高杰被杀，
防河失败。以侯朝宗为代表的清朝文人的误国之责，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个
方面。
第二类人物是那些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虽然不是正面形象，
但也有一定的悲剧性。他们和正面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同样希望明王朝
长存。他们的目的虽然和正面人物相同，但出发点却全然不同。他们并不是
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以自己升官发财为重，因此奸邪卑鄙，无恶不作，滥杀
东林，捕捉复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排挤史可法等人，没有考虑到这些
行为可能带来的恶果。更为严重的是派刘、黄三镇的兵将去堵截左良玉，使
河淮一带千里空虚，清兵一到，长驱直入，因而断送了南朝。他们权势斗争
的结果，并不是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权力，相反不仅失去权力，连性命都丢落
于荒野。目的与行为之间的悖反，使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另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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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大权在握，就急于酒色之乐。弘光皇帝日日忧愁，竟然不是为了京城已
失，朝廷文臣无谋，武将不威，而是为了缺少可娱女色。弘光皇帝自然也不
想丢掉皇位，但是一如那些奸臣，目的与行为的悖反构成不可解决的冲突，
使他陷于毁灭之中。在这类人物身上，不会显现出怜悯等体验形式。在他们
身上，冲突在体验中更多地构造为焦虑，焦虑他们的行为可能形成的可怕结
局。这种焦虑在南朝的灭亡和众多人物的死亡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朝廷内部权势派系的斗争，内耗了本来已经十分衰败的明朝力量，加速
了南明的灭亡。江北四镇为了争夺扬州，发生自相厮杀的内讧。左良玉之死
就是内讧的悲剧。内讧中，如果奸臣死亡，可能会少一点悲痛，但是内讧中
死去的都是欲救国家的正面人物，这也添加了几分作品的悲剧意味。这是孔
尚任“末世一救”的创作目的。
第三类人物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他们也同前
两类人物一样，希望保住明朝江山。他们比第一类当朝或在野人物显得更具
胆识，更为果敢，更会明辨是非曲直，善恶良佞。柳敬亭投书一段，写得非
常精彩，他比左良玉要显得机智有胆。这里，一个是元帅，一个是艺人，对
比异常鲜明。然而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下层人物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们
不能主宰朝政变化。这也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方面，有见识的无权，有权的
则无能力。明朝的灭亡，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或是隐入山林，或
是遁入空门，这是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继续存在的形式，因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