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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作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作法都带着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我们记得，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宋史》记载说：强氏兄弟与叶梦得和蔡京结为生死交，共同策划了元祐奸党案和此次的上书言事案。在上书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这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31）。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经写了一首小令，嘲讽道：“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
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32）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作法所伤害的肯定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
显然，得分最多的人是蔡京。元祐奸党案中，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的人里面，包括了他最重要的政敌、竞争者、意见相左者和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如章惇与曾布，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骨干力量；张商英在哲宗时反对变更新法，在奏疏中直斥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陆佃则根本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和变法时的助手。在理论上讲起来，他们都是蔡京志同道合的同志与战友。但由于他们属于上述几种人，所以全部被列入奸党名录。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令人惋惜，他就是叶梦得。从历史记载看，他并非稀里糊涂地成了五人小组成员，可能是相当情愿地参与了为那些上书言事者罗织罪名的工作。后来，此人出任地方官。在任期间，他摧抑豪强，平反冤狱，表现得相当正直而且能干，为此获得不错的官声并遭受贬黜；到高宗时，此人力主抗金，正义凛然地致力于收复失地；他还满腹经纶，是位不错的学者，其几本主要著作流传至今，仍然具有不低的研究与学术价值。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就是因为曾经与蔡京结为死党，遂成为此人无法抹去的污点，结果，此后八百多年里，始终为人所不齿。叶梦得的遭际，很有可能曲折地再现了当时政坛上的错综复杂。
就这样，我们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
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
宋朝皇室与道教渊源颇深。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做皇帝之前，曾经与一位道士交往很深，这位道士预言赵匡胤将登九五之尊。赵匡胤登极当了皇帝之后，这位道士杳无踪影。十六年后，二人又一次见面，赵匡胤问道士，自己还能活多久？道士回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二年；否则，就需要赶快安排后事了。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作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皇帝引柱斧戳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匡胤猝死，留宿在大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对于赵家皇室来说，前一种说法显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这就在皇室与道教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相当友善的桥梁。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则将道教与皇室的关系拉的更近了。这位亲手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皇帝，特别神神怪怪，一辈子时不时地就能看见天神圣祖降临人间，而且就是降临到他的宫廷里面。神道降临时辉煌灿烂的景观，只有我们的皇帝一人有此仙缘能够瞻仰，其他人只能心怀崇敬地听他绘声绘色地予以描述。上天神圣还时常降下天书给皇帝，保佑并指导他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我们的帝国。据说，这位皇帝之所以如此，大体出于两个动机：一是以神道教化世道人心，二是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特别是要让辽国君臣知道，大宋帝国是有神灵庇佑的，用以制止他们的南侵之心。
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我们的徽宗皇帝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毫不逊色。或者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