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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者:李亚平-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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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11)。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他的官位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惇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在这位老人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象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12)。”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13)。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14)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15)。”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16)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17)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18)。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19)。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帝国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20)。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21)。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使他享有崇高声望的另外一个因素,也迅速发生了很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22)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极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宋徽宗共同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又两个月后,升任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经进入中央决策层了;再过两个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大致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到此时为止,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
  从公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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