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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人民的勇敢、协力、智慧及其自由反抗精神,祈愿“贫瘠散漫”的祖国像
飞驰的三驾马车般快速前进。
鲁迅先生把果戈理的讽刺称做“含泪的微笑”,指出其意义在于“以不
①
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死魂灵》紧扣住地主资产阶级人物高尚正
经外表与其卑鄙荒谬内心的尖锐矛盾,通过人物自白、幽默笔调、典型细节、
肖像描写等多种精湛的艺术手段,既极鲜明、风趣地表现了人物的圆滑奸诈、
懒惰空虚、野蛮鲁钝和贪婪吝啬,同时也极大地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我更
新,并对他们的无聊和堕落表示同情和哀惋。这就构成了小说的显著艺术特
点——含泪的讽刺,同时也表现了“《死魂灵》的伟大处”和“作者的悲哀
②
处” 。
《死魂灵》(第一部)的出版,曾在俄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动
阵营诬蔑它是“污秽的”、“愚蠢的漫画”,说果戈理是“俄国的敌人”,
③
“应当把他戴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去”。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阵营,
④
却赞誉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说它是一部“高出于俄国过去以
⑤
及现在一切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它
⑥
“巩固了新学派的胜利,断然解决了我们时代的文学问题”。不幸在这场关
系到维护或揭露专制农奴制的斗争中,果戈理先是表现出严重的动摇、退让,
后来更滑到了维护专制农奴制的立场。他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
(1846)中,自我否定地说作品“混入了许多错误和妄断,……每一页上无
不应加若干修改”。在《与友人书简选》(1847)中,他更把宗教感情、道
德修养和封建复古,当作解决现存问题的手段,竭力为沙皇反动统治寻找理
论根据。此外,为了描绘在专制农奴制条件下的地主与农民的亲密合作和在
地主官吏群中塑造“有神明一般的特长和德性”的理想人物,他还从1842
到1852年全力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但作为一个“极度忠于现实”的现实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第196 页。
② 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 卷,第294 页。
③ 赫拉普钦科: 《果戈理的〈死魂灵〉》,新文艺出版社1957 年版,第204、206、207—208、205 页。
④ 别林斯基:《1842 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67 页。
⑤ 别林斯基:《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别林斯基选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70 页。
⑥ 别林斯基:《普罗柯比·略邦诺夫,或俄国乱世春秋》,《别林斯基选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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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作家,他总感到这么写不真实,因而一再否定和重写。1852年,他在病
中十分痛苦地烧毁了已完成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然后便与世长辞。
(2)屠格涅夫
19世纪中叶俄国最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坚持贵族自由主义立
场,但也深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
—1883)。他出生于贵族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性格乖戾,1833年进莫斯科
大学语文系,1834年转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1838年还曾去柏林大学修习哲
学、历史和拉丁文。1841年回国后,他先在内务部任职,后专门从事文学写
作。
大学期间,他曾参加过进步的学生小组活动,思想倾向民主。柏林留学
时,结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又加深了他变革社会的信念。1843年跟别林
斯基的结识和密切交往,更强化了他的反专制农奴制的倾向。不过,囿于贵
族自由主义立场,他却始终“羡慕温和的君主立宪的和贵族的宪制”,“厌
①
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在怎样改革俄国
专制农奴制的问题上,始终反对别林斯基等人的革命暴力手段,主张温和渐
进的社会改良。后来,更因此而跟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俄国专制农奴制的《现
代人》杂志公开决裂。
屠格涅夫是一个对时代问题十分敏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尽管站在温和
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但仍能“很快就猜度出渗透到社会意识中的新要求和
②
新思想”及“那些已经到来并开始隐约使社会不安的问题”。早在由25篇
特写组成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猎人笔记》(1847—1852)中,他就真切
生动地描绘了农奴的悲惨处境、地主贵族的自私残暴和俄罗斯优美的大自然
风光。在50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
中,他又紧跟俄国解放运动开始从贵族革命时期向平民知识份子革命时期转
换的时代步伐,描写贵族“多余人”的历史衰亡。《罗亭》的主人公贵族青
年罗亭和《贵族之家》的主人公贵族青年拉甫列茨基,尽管都怀抱追求自由
美好生活的愿望,但因脱离人民,又全都显得软弱空想。在需要积极行动的
时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一事无成,就是在个人恋爱问题上也显得畏缩无力。
罗亭用关于自由、理想和斗争的热烈言词,打动了向往变革的贵族小姐娜塔
丽亚。但当娜塔丽亚决心抛弃家庭跟他私奔时,他却借故推辞走开,成了个
“言语的巨人,行为的矮子”。拉甫列茨基本对侨居国外多年且讹传已去世
的放荡妻子华尔华拉十分厌弃,但当他跟严肃善良的外甥女丽莎·卡里舍娜
相恋并准备结婚时,只因妻子突然归来,他便屈从于社会道德观念,放弃了
自由幸福追求,让丽莎遁入修道院,自己也在寂寞痛苦中悄悄逝去,成了个
徒有理想、毫无行动能力的可怜虫。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屠格涅夫还
顺应时代的需要,在长篇小说 《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中,
描写了作为这时期俄国民主革命领导的平民知识份子“新人”。《前夜》写
一个向往自由、民主的俄国贵族姑娘叶莲娜跟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
运动革命战士英沙洛夫恋爱,并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 卷,第526 页。
② 杜勃罗留波夫:《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 卷,新文艺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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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人公英沙洛夫已不再是崇尚空谈或徒有理想的贵族“多余人”,而是
既有“伟大目标”和“专心致志的思考”,又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忘我献身
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新人”。但在如实描写这类俄国生活中的时代“新人”
时,他又硬把他归入外国人范畴,认为俄国不会出现也不需要英沙洛夫似的
革命家。当英沙洛夫不幸中途病逝,有人劝叶莲娜返回俄国时,他还让叶莲
娜补充说:“我回到俄国去作什么?俄国不需要我”。为此,杜勃罗留波夫
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一文中指出,俄国现已处于革命的“前
夜”,需要的已不是反抗异族压迫的战士,而是反对本国专制制度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