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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火楼台-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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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刘岘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子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岘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觉得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鳞,湘军水师的领袖。洪杨失败,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枭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嫉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了,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醒,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下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准就非倒媚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为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目,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毁。”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派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荣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祯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兵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需带兵将帅就地白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伏,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晌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需另筹财源。

    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爷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冰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各国国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了。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室祯接任江督。丁宝祯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祯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祯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默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祯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话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竞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

    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个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立即“挂牌”派了他军需总局总办的肥差。

    从此赵继元便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隐忍不言。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无情地揭发了他的劣迹,复奏中说:“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是李鸿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宗羲竟能继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鸿章可以遥制,两江诸般设施,每听北洋指挥。

    盛宣怀以直隶候补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当会办,便是李宗轰任内之事。这样的一个人,赵继元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至于对刘坤一,据彭玉麟在复奏中说:“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力争,仍旧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榄权,妄自尊大,始则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军费为口实,

    惑众而阻群言。“

    彭玉麟说,在赵继元看,跟洋人如果发生了纠纷,到头来无非归归之于“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费心血,不过朝廷这样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节省经费、粉饰表面,也还罢了,实际上浪费甚多,只是当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认为赵继元持这种论调,是件极危险的事,防务废弛,尽属虚文,一旦有警,无可倚恃,必至贻误大计。最后又说:“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权,即时会将赵继元撤差革职。

    此奏一上,慈槽太后震怒,初揽大权,正想整饬纳纪立威之时,当即批了个“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再一次为彭玉磷显一显威风。

    这一来,李鸿章自亦大伤面子,不便对两江总督的入选,再表示意见,那把如意算盘,竟完全落空了。

    听宝森谈完这段刚出炉的新闻,胡雪岩便即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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