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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老师常微笑着提问：文字负载的是不是语言呢？《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实际上体现了老师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两个重要思想：一是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二是文化主要凝聚于词汇。这既是老师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识，更是研究语言、研究文化的重要方法。而选取古代衣食住行为例阐释这两个认识，又体现了老师另一重要思想：语言学、训诂学是实用的学科，应用是其最重要的特性。这些思想和方法，在进入２１世纪，举国重视文化建设的今天，更具特殊意义。
老师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哲学文化三类。而语言是这三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全面地储存着这三类文化的整体信息。（见老师所著《语言与文化》，载《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７日７版。）古人的衣食住行，作为物质文化，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在人民生活中的直接反映，从古代文献语言中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其面貌，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可靠途径和基础工作。其前提固然是古人文风质朴，所记多为“信史”，更重要的是古代文献中的词汇积淀着人力不能随意更改的文化信息。词汇是文化意识的结晶。故《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所论，皆以古代文献语言中的词汇为依据。老师说这并不是一本考证著作，然其从衣冠器物形制到典章礼仪民俗，介绍所及，都有词义分析、皆具文献例证，实不乏精到的考证。其分析论证，固然有与字形关涉者，而要在以词汇为根本。这是值得简单地一味从汉字点画中分析文化的学者们深思的。
介绍古代衣食住行，本来只说明其形制质料作工即可，而老师则更阐明了其功用与其中蕴含的古人的观念意识。如介绍堂前有阶梯，左右各一，称西阶、东阶，于说明古人之“住”似已足够。而老师则又言及古人在室外尊左，因而尊者（宾客）走西阶，并举《史记·魏公子列传》赵王引信陵君就西阶而信陵君侧身辞让走东阶事证之（见第三编·堂室）。显然，这样的介绍，使今天的读者在明了堂阶形制的同时，更了解了这种形制体现的古人的观念意识，甚至会联想到今天餐桌上主陪（北）右手（西）为上座的习俗也许就是古人这种观念意识的遗痕，并且也进一步理解了《史记》原文的所以然。这种介绍的出发点，是读者在阅读古代文献文本时的需要。这样介绍堂阶，强调了名物诠释的实用性，从而使读者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信息量。我在北师大讲授了十多年古代汉语和训诂学课，我从未将老师的《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列为参考书目，但几乎每届学生中都有人拿着这本书（有从图书馆借得者，亦有自行复印者）来与我讨论有关的一些问题。以读者为本，自然受读者欢迎。
从语言实际出发，发掘汉语词汇的文化积蕴，注重语言学的应用性，为读者解决常见、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治学方法。元好问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老师的著作不单教给了我们知识，更度给了我们金针。
二、深入浅出
我总怀疑“深入浅出”的内部逻辑结构是前因后果——能够浅显地讲清要说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对该问题进行了真正深入的钻研。《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是介绍古代文化的著作中比较好读的一本。这不仅体现在书中列举大量古代诗文对所论加以印证时为这些诗文略加了注释，更重要的是老师对所论了然于胸，故能一言中的。如“深衣”，今人十分陌生。清人有过专考，然因深衣有异称，其考证繁琐而使人不得要领。老师指出深衣与襦相对，故为长衣，深衣外有罩衫，故为中衣，是深衣即为贴身长衣（见第一编·衣与裳）。令人涣然冰释。
能深入，源于对研究对象的热爱。与同龄人相比，老师更像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老一辈学者，对国家民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充满炽热情感。其研究之专注投入，学林罕见。如为了解古天文知识，老师曾在仲夏夜于学校操场仰望星空，拿着用红布蒙着的手电筒与手中星图对照，来识别星的方位、等级，记忆星宿位置。这样“笨”的学习、研究方式，恐怕是今天很多学者不屑学，也学不了的。这种下苦功夫对中华文化进行基础性研究，正是对中华文化热爱关注的体现。
要深入，就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上文提到的从语言实际出发，发掘汉语词汇的文化积蕴，注重语言学的应用性，为读者解决常见、急需解决的问题等宏观方法外，老师还注重语言资料的积累。从通读的大量古代文献中搜集、积累第一手材料的具体方法，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老师年轻时惯于在吃饭时、公共汽车上乃至走路时读书，推想起来是只能诵读而不便落笔的，而我们这些学生当年见到老师并不太多的藏书时，印象最深的却是上面画满了各种记号，老师亲手摘录的语料卡片数量也曾大大地震撼过我们。这一点从《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征引诗文例证之丰赡可见一斑。这些例证，不是简单地通过《经籍籑诂》之类的工具书就能检索得到的。即使在电脑和网络资料已十分丰富的今天，也还不可能轻松地检索到这么多切合适用的例证。更不用说《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所举相关诗文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以文化证语言，是对其中词义的发明考释了。
执着钻研，无徵不信，真正全面把握研究对象，浅出就有了基础。而表达的流畅生动，则来源于老师的深厚文学功底和长期的教学实践。这也是北师大中文系老一辈学者的传统，陆颖明、俞叔迟、启元白等先生均以此见长。而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老师的《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及《古语趣谈》（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自是典范。
三、系统周密
科研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分类成功与否，体现了研究者对客观世界、研究对象的认识程度。《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内部有着严谨的结构与层次。如论‘头衣”（帽子），首先分为头衣、头饰两大类，在头衣下又分出贵族头衣、平民头衣两小类，于贵族头衣下又分论头衣的形制和头衣的质料，而在头衣形制下再分述平时头衣、战时头衣，平时头衣下复分冠与冕、弁两类。通过这样分层分类的介绍，虽然仅是一本小书中的一个章节，却已为读者勾勒出了古代头衣的完整内部系统。而全书则构成了古人服饰、饮食、宫室、车马的系统基础知识库。当然，这样的知识库，建立在对古代文化整体把握了解的基础上。
其实，老师原本打算撰写有关古代礼俗的一套著作，分论古代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族宗法、姓名避讳、迷信禁忌、医疗保健、朝野礼仪，然后在这基础上再撰写总论中国文化的专著。但教务和政务占去了老师太多的时间精力，目前完成的还只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这一种。王国维说王念孙欲为《释始》、《释君》诸篇而未就，令人有俄空之憾，然其所成之《释大》已足示后人治诂训之矩矱，“盖大家之书，足以启迪来学者，固不以完阙异也。”（《观堂集林》３９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出版）从治学方法的角度，我想只好以观堂之论暂释老师不能遂其初愿的遗憾了。
以上是我再次学习《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的体会，出版社和责编陈金华同志还命我介绍一下这本书出版以来的社会影响。囿于见闻，我就不敢置喙了。我只知道国外的一些学者曾多次来信向老师索要此书，这当然不足据以论其“影响”。我还知道，在此前此后所公开刊行的一些谈古代文化的书本（恕我就不称之为“论著”了）不重事实者有之，以洋说中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歪批错解者有之（当然，袭用老师的论述而不注明者亦有之）。不是还有把《尔雅·释诂》中的文字断句为“林烝、天帝”，从而判定古人把树林称为上帝的吗？所以，我非常理解那些在没有购到《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而图书馆所藏又很不容易借到的情况下不得不破费复印此书的学生。北京出版社慧眼识珠，决定重版此书，于这些学生不啻福音，我这里预先替他们为出版社喝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匆识于香山
“大家小书”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