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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资料向我们说明，这一建构在各种文明中都有其普遍性，尽管它所达到的水平极不相同，但这些事实除使我们只认识建构的结果外，没有一个使我们看到建构本身。相反，尽管一个幼儿周围有教他数数的成人，尽管他使用着已经含有计数系统的语言，人们通过细致实验很容易回溯到那些由于还没有对数字总体的保存（5个因素不再是5个，如果改变了空间排列，等等），因而还谈不到“数”的阶段。同时，从这样的阶段出发，也可以了解数字从纯粹逻辑运算开始，但通过包含与顺序运算的新综合，是以何种机制建成的。这样的事实就能阐明人种志的与历史的资料。这或许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人们能一直上溯到史前人的精神活动的话。但遗憾的是，这在像数字发生的那些领域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些新的逻辑问题。而人们不仅已经能够使数字的发生建构形式化（格里兹与格热），而且还能够证明，在隐蔽的但是必要的形式之下，人们在逻辑学家提供的有关类或关系过渡到数的一切模式中，又找到了它的基本方面。第三方面，这些事实适合于同动物心理学的有关动物的数字学习（柯勒等人的实验）的资料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第二个有启示性的例子是空间概念的例子。关于这一问题，人种志和历史都有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一样，在建构方式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不过在这一领域，人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从历史与理论关系的观点上看相当矛盾的情况。几何学史表明，希腊人是从对欧几里得空间特征的杰出系统化开始的，其中带有在投影空间领域的某种直觉，但没有做成相似的形式，也没有任何纯粹的拓扑学理论。投影几何只是从十七世纪起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最后，到了十九世纪拓扑学也成立了。那时，人们还发现了非欧几何。但是从理论建构的观点看，拓扑学是几何学建筑的出发点，由此一方面产生了投影几何学，另一方面产生了普通度量学（由此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化）。然而发生心理学与有关知觉的研究都证明，自然发展事实上更接近的是理论，而不是历史。因为历史从结果开始颠倒了发生顺序，只是以后才上溯到源泉（这是常见的过程，它本身就足以表明心理发生与历史展开之间比较的好处）。事实上，一方面对儿童的空间结构形成研究，证明拓扑结构先于其他两个结构并构成它们形成的条件。然后，从拓朴结构同时脱胎出投影结构和欧几里得结构。另一方面，吕纳布认为他能够证明初级知觉空间是黎曼空间而不是欧几里得空间（对平行线的知觉，等等）。这或许有些夸张，但似乎至少证明存在着一种未分化的情况。欧几里得结构只是附带地从这一情况开始组成的。
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有关时间、速度、因果性等概念的例子。甚至有时物理学家也利用心理发生在速度顺序概念相对于时间长短而言的最初独立性方面所提供的结果。因此搜集到的全部事实表明，跨学科合作在一般人主体的认识论领域是可能的，而且这一自然思维的认识论是同科学认识的认识论各种大问题交结在一起的。这正是结构研究的一个特别情况（第二节），但其意义却非常普遍。
20。通过“杂交”的重新组合
以上的探讨表明，人文科学在必须把逻辑和数学结构的源泉、同时还是逻辑数学结构之所依赖的认识主体，圈进自己的研究范围时，不单支持了它们之间的整个跨学科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中设法证明有其必要性），而且还把自己纳入最终包含全部科学的圆圈或总的网络之中（而且这已经证明了它们同生物学的关系：2）。以上事实，我们必须提出来，为的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设法使人们感到跨学科联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一意义大大超出了仅仅为工作方便这个意义，它倒会缩减成这个意义，如果实际上只是为了共同开发边缘地区的话。倘若人们接受许多研究人员都无意识地附合的公论，即每一个学科的边界都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下来的，这些边界必然也会保持到将来的话，那么，关于不同学科专家之间合作的后一种概念就会是唯一可接受的了。然而，像本书这样一本著作，着眼的是趋向，而不是结果，是人文科学的前景和展望，而不仅是人文科学的现状。它的第一个目标却相反，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创新趋向事实上都是力求在纵向上使其边界后退，在横向上使其边界成为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实际上是建构性重新组合的一些交流，改造或改组知识的各个领域。
诚然，近年来科学运动的最突出事实之一是新知识分支的增多。这些新分支正是产生于邻近学科的组合，但事实上都有自己的新目的，这些目的又反射到母学科并丰富了母学科。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两个最初是异质的领域的一种“杂交”，但这一隐喻只是当杂种这个词不是取其半个世纪以前的古典生物学意义——当时杂种被设想为不生育的或至少是不纯的，而是取其现代意义——现代生物学的“发生重新组合”，这些重新组合遗传型更平衡、更适应，并有替代进化机制概念中的突变的趋势——时才有意义。在精确和自然科学领域，从拓扑代数到生物物理，从生物化学直到年青的量子生物物理学，富于成果的杂交到处可见。一个规模小得多但精神可嘉的运动，在人文科学中产生了许多新分支。我们可以彰明这些杂交，揭示它们相对于所由生的母科学而有的生产意义而作为对它们的结论。
人们不可能把只是产生于数学方法或统计方法的细化和这些方法与实验的更佳绩合的那些分支归类到产生于重新组合的这些新分支中去。经济计量学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能丰富数学，那仅仅是因为它给数学提出了一些问题。埃米尔·博雷尔在博奕论没有应用到经济之前就已隐约预见了博奕论（1921－1927）；细曼的普遍定理（以最小获得最大）是在1928年提出的。而这位数学家同经济学家莫尔根斯坦的合作则始于1937年。尽管如此，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依然创造了同心理学等有益的联系，更不必说博奕论在其他方面的多种应用了。
相反，真正多产的重新组合的“杂交”是心理语言学所构成的杂交，因为它同时既丰富了心理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也丰富了语言学本身。这是因为唯有这一新分支导致了对语言的个人运用的系统研究，语言则相反是稳定的。人们或许也可以期待着从格林伯格等人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的“社会语言学”方面获得许多东西。
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有用处。对心理学来说，它给它多提供了一个维度。如果社会心理学家有时表现出这种表示一门学科还年青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独立的表示，一种对未来综合的宣示。
今天，动物生态学或动物心理学是职业动物学家的事情，也同样更是心理学家的事。它在为心理学，特别是在认识功能（本能、学习和智力）的分析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的同时，不可否认地丰富了生物学（尤其在选择的理论方面，它说明了动物是如何选择并影响环境，又是如何受环境的影响的）。
请大家原谅我们在这里也谈谈近十年来在发生认识论或认识的形成与增长的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实验。为了研究逻辑、数学、运动等结构的发展，为此目的而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中心不断组织心理学家与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专家、物理学家的合作。然而，发生认识论一方面是认识论（尤其是它的“历史批判”方法）与发生心理学杂交所产生的新分支，而另一方面它对这二者都有益。因为，如逻辑学家帕普特所说的，要理解人，必须知道认识论，而要理解认识论，就必须知道人。
因此，这些本质上是跨学科性质的新分支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人们看到的情况（在节1中），即把一个“高级”（也就是较复杂的）领域与一个“低级”领域联系起来时，其结果既不是把前者还原为后者，也不是加强了前者的异性质，而是相互的同化。也就是说，后者在以直至那时都未曾发现的属性丰富自身的同时解释了前者，这些属性保证了所寻求的联系。在人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