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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于是构成人文正题法则科学建立的第五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对这些方法的选择。我们将在下文（第六节）讨论这些方法的特征。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从它们的历史发生的角度看是它们作为检验工具所具有的普遍决定性作用。一门科学只能在充分限定问题之后成立，这样就可以划定研究范围，使思想有取得一致的可能。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必须与形而上学分离的那些科学正是这样产生的。然而这里所说的一致是什么呢？它的性质不同于使同一哲学学派、政党或艺术团体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一致。一门新生科学的信徒们用何种标准才能感觉到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致呢？这种标准根本不是静止性质的，因为在研究同一问题的实验者之间比在某一思辩学说创造者的信徒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可能要多得多。使我们所谈的科学从形成时期就得到统一的和共同的检验愿望，这种检验的精确度正是通过相互监督、相互批评而提高的。
在带有对价值的基本判断和行动介入的领域内，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思考与直觉。这时，限定问题使之脱离它所依附的生命或情感的信念就在于寻求共同的检验场地：有关事实问题时用广义的实验检验法，有关如逻辑学中的推理事实时，则用算法的和形式化的检验法。当然，一切大的哲学体系，在思辨的要素之外，都富有精确的观察或事实的根据。尤其是过去的大哲学家几乎都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创建人。但是，当研究者把可检验的东西与只能思辩或直觉的东西分开，制订出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专门方法——可以同时是比较法和验证法，这时，研究才开始进入科学阶段。
这就是第五个重要因素。它连同前四个因素，可以说明有关人文正题法则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运动。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及其认识论基础
一般说来，实验科学是在推理科学很久之后建立的。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和逻辑学，并且试图解决天文学的问题。然而尽管有如苏格拉底的学者们那些充满希望的思辩和阿基米德本人，也仍需要等到现代人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实验物理学。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至少有三个。这三个原因同样与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有直接关系，虽然人文科学的状况要复杂得多。
A。 第一个原因是，精神的自然倾向是对实在的直觉和推理而不是实验。因为实验不象推理那样是智力的自由构造或至少是自发的、直接的构造，它要顺从外部的要求，这些要求需要更大的（在心理学上也是更“昂贵”的）配合工作。
第二个原因延伸并反过来解释第一个原因。它就是，在推理领域中，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运算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运算：结合或分离；把不对称的关系串连起来（等于排列）或把对称的关系
并列起来，使其协调一致；等等。反之，在实验领域里，直接给与物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先决问题总是要在错综复杂中分解其要素。比如，在物理学方面，必需要有伽利略的天才才能描述可用方程式表达的简单运动；至于树叶的坠落、云的浮动，在测量看来都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个解释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对经验的所谓“释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阅读，而是意味着对实在施加的一种行为。因为分解要素就包含有逻辑的或数学的结构。换言之，没有逻辑——数学的框架，就不可能达到实验的事实。因此，尽管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在能够实验之前和为了能够实验，必需掌握某些推理框架。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上三个原因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更是适用，甚至还大大地加强了。这是由于问题日益复杂，尤其由于对需要认识的实在可能进行的直觉所具有的表面看来显然更加直接的特点。这就延缓了系统实验的需要。其结果，首先是推理和思辩倾向在很长时间内压倒了实验的要求，对要素的分解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困难重重，要建立逻辑数学的、质的或或然的框架也远非易事（而且还远远不够）。如果说，实验物理学曾经落后于数学数世纪，那么人文科学对自己的缓慢形成也就无可惊奇的了。而且从还需要做工作和合理的希望这一角度看，还可以满怀信心地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是一个极为微小的开端。
但是除了这些各实验科学所共有的困难之外，人文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是自身独有的认识论地位和方法论问题，对此必须加以详细的探讨。由于人文科学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
此外，还首先应该指出，这种状况根本不是新的，在自然科学中也可找到某些类似的形式。因此，自然科学的解决方法有时也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当然，物理学在我们通常的观察范围内研究对象时，可以把对象看作是相对独立于主体的。诚然，这时，这个对象只是通过带有主体因素的知觉，通过同样也属于主体活动的计算、测量结构或逻辑…数学结构而被认识的。但是在这里，必须先把个体主体和非中心主体区分开来。前者以自身的感官或自己的行动为中心，因此是“自我”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是可能产生主观性的歪曲或错觉的根源；后者协调自己的行动并协调和他人的行动，以人人都能检验的方式来测量、计算和推理，因而他的认识活动是一切主体所通有的，即使这些主体用事先装有类似人脑作用的逻辑和数学的电子机器或控制机器来代替也是如此。物理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非中心化的历史，它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了“最低限度”，使物理学“最大限度”地听从了认识主体的规律。这就是说，客观性已成为可能，客体已相对地独立于主体之外了。
可是，在广大范围内，如相对论所研究的范围，观察者被所观察的现象牵引和改变，以致他知觉到的东西事实上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这一点，只要他不进行新的非中心化就不会发现（以致牛顿仍然认为我们范围内的时…空尺度是普通的）。这时，高级层次的非中心化，换言之，即协调可能有的各个不同观察者的资料所固有的共变，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此外，在微观物理学范围内，人人都知道实验者的行动改变着被观察的现象（与前者相逆的情况），以致“可观察之物”事实上是一个混合物，其中有来自实验行动的改变：在这里，依靠起协调作用的非中心化，从已建立的函数变化中抽取不变量，客观性仍然是可能的。
可是，人文科学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得多，因为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现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甚至其性质的根源。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情况，这一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而在自然科学中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已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客观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体是由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要更加困难得多。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两个相当一贯的原因。一是由于观察者的自我介入了他应该能从外部去研究的现象，自我中心主体（le sujetegocentrigue）与认识主体（le sujet epistemique）之间的界线就越发不明确了。二是就在观察者已经“介入”并对他所关心的事实赋予价值的情况下，他的倾向仍然是相信直觉认识，因而更加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技术的必要性。
还须指出，即使生物学提供了一系列低级生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过渡情况，人类行为仍然呈现出某些特点，即集体文化的形成和极为不同的符号工具或象征工具的使用（因为蜜蜂的“语言”也不过是一个感受运动性标志系统）。因此，人文科学所研究的同时又是主体的客体是相当不同于构成物理科学客体的那些物体与盲目力量，甚至不同于生物学和动物生态学所研究的主…客体。不用说，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符号工具的使用加强了它的意识程度。可是，符号工具又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认识论难题：由于这种交流手段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往往有相当深刻的差别，所以主体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不得不经常检查他的理解事实上是否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