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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之处是，这二者都是以动作或运算来建构规范性价值，同时，这些结果是根据一系列传递蕴涵而成为有效的。假如人们承认某一公理，那么按照一个带有等级的蕴涵序列，随之而来的便有某种定理T1，它又引出其它定理T2，等等。同样，如果宪法被通过了，于是议会有权发布法律L，根据宪法规范，法律L是有效的，于是政府有权作出决定D，根据法律L，决定D是有效的；于是某一部门有权处理一个个别事件C，它的处理根据政府法令D也是有效的，等等……，这一系列规范性建构（每一规范既是前一规范的运用，又是下一规范的创造者）完全可以与一系列蕴涵相提并论。凯尔森就明确地称这种蕴涵关系为“列入”（按照它限定的法律主体或仅仅嵌入而定的中央或周围性列入）。
但很大的不同之处是，人们知道了公理的内容就能推出其余的定理。当然，公理不是重言式地预先形成的，因为这些公理彼此独立，但人们获得的新组合是“必然的”（根据给定的运算，也不可能是别的组合）。相反，在法律系统中，人们只知道议会不能违反宪法，但在宪法范围内，议会想通过什么就通过什么。换言之，建构运算根据传递和必然的蕴涵就可以有效地进行，但它们的结果仍然是偶然的，因为结果不是由这些运算的形式来确定的，唯有结果的有效与否不与高层规范发生矛盾的前提下才由运算形式来确定。
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些其形式本身决定其内容的规范性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形式结构；另有一些其形式并不决定其内容。第一种能导致“纯粹”演绎的学科（纯逻辑和纯数学），但并不因此而不与任何人类行为无关，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承认2＋2＝4的话，那么经济行为也就超不出以物换物的水平了。因此有必要就结构与规则体系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这些关系进行比较，而人们立刻可以看出这些比较分析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密切合作才有可能。
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另一例子。这项研究曾先后引起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某些逻辑学家、法学家、法律社会学家及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对道德事实的功利主义解释主要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的思潮的产物）的关注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篇有关道德事实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中，法国经济学家吕埃夫提出了各种道德的形式化问题，并使用了意味深长的欧几里得的道德术语来阐明流传在社会群体中并可以观察到的一些道德所特有的公设的差别。在观察儿童和少年的道德规范的心理发生发展时，我们根据规范的根源应在对单向尊敬对象的服从或相互体系即相互尊重中寻找（尤其是独立获得的并往往有损于服从道德的那些公正概念的根源），而终于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然而，从我们这里采取的立场来看，第一种道德显然属于其形式不决定其内容的结构，而在第二种道德中，人们就看到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因此，我们也就能够设法把这两个系统中的第二个形式化，而人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同认知性的个人际合作中的逻辑运算相类似之处。这样，人们就立即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
它们是如此普遍，以致事实上它们存在于杜尔克海姆以“强制”这个共同术语来描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方面的内部，至少应该区分出两个极：一个是当局和习惯强加的规范，这种规范约束个人，但个人并不参与它的制定；另一个是合作产生的规范，这种合作就是合作者参与约束他们的规范的制订。人们就会立刻看出这第二种情况就是朝着其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决定内容本身的一些系统的方向前进的。
这些问题特别围绕在习俗或习惯与义务或规则之间的关系这个永远是中心问题的周围。当瑟沃尔德用这句名言说“被承认的强制变习俗为法律”时，他提出了一个远比部落社会中法律的产生问题更为普遍的问题，也是人们今天一直研究的问题：人们如何从一个单单是规则的或得到平衡的结构过渡到一个规则或规范系统的呢？在法律社会学中，上面所提到的名言极其正确地指出，习俗在没有得到“承认”之前是不够的。在道德事实方面，习惯或惯例，在某种“尊敬”——对与人身有关的一种价值（不仅仅与超人身的职务或服务有关）的承认——的关系没有参与之前，也是不够的。但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规范本身决定其内容的智力运算方面，如果说逻辑确实是一种思想交流与认知合作的道德，那么，任何建立在平衡的运算结构上的演绎都带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系数，好象从动作过渡到可逆性运算就足以产生共同认知的发生与个人建构都必需的调节结构似的。最后，在习惯性图式和单独个人所有的知觉图式方面，尽管没有任何规范必然性在起作用，依然存在着属于内在平衡的“完整倾向”现象。在内在平衡中，问题不再是规范，但却是在平衡的各种高级变种中所必需的这一必然性的缓和形式。
因此，在这种研究中似乎形成的趋势是引导人们去承认，从结构过渡到规则要有两个条件。先决条件是平衡条件：如果这一平衡来自调节，或它若是运算性就来自内在必然性，那么结构只有在它自身封闭成一个用各色各样的完整倾向来表现的充分平衡形式时才会成为必需。第二个条件与个人际关系一起出现，它再次参照平衡形式，但这次与这些集体情况有关：它们的调节或由此而生的运算是通过从对人的超人身的确认或尊敬直到对义务本身的各种不同的真正形式间的各种意识状态而表现出来的。
9．规范领域内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大家都相当了解语言学如何从索绪尔的著作开始渐渐把语言的历史性研究即语言的历史与演变的研究，同对作为相对独立于其历史的一个现实体系的语言的平衡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性分解开来。大家也知道，经济形势发生的危机，多么能改变价值状态并把价值与其以前的历史分开。相反，规则或规范的本质则在于引入必须的保存。这也是它们的作用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原因。因此规范就其本性而言，是历时性与同时性之间的主要联系工具。
尽管如此，结构与规则仍然是演进的，是逐渐形成的。甚至在逐渐获得稳定性的情况下，新的结构或规范即使不取代以前的结构或规范，也能多多少少深刻地改变它们的意义。这样，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跨学科比较的大问题，即按结构或规范的不同类型确定为历时性或同时性的因素之间关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
我们先从逻辑规范入手。逻辑规范可能像是一成不变的结构的原型，因为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的各种哲学都把它们同理念、先天形式、永恒的或至少是无时间性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科学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孔德在他的三阶段法则中（我们没有在此讨论它的价值的必要）描述了基本概念的演化，但他认为这种演化只涉及人类理性的内容，而理性的形式，换言之，即推理的方法本身或“自然逻辑”却是不变的。今天来自科技史、比较社会学发生、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在动物生态学或动物心理学中成为必要的进化论观点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却相反地使人们认为理性只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构成的，而且不无理由地或不是没有理智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演化：不仅“不证自明的东西”在变化，而且在一个特定阶段那些在逻辑上看来已经得到证明或很严格的东西到了下一阶段可能成为问题并因此导致了重大进步。
反过来说，如果理性在进化，理性可能导致的逐步建构就构成一种极其可观的发展类型，也就是说，先前的结构没有被撇开，也没有被摧毁，而是作为在某一方面或在某一近似层次上有效的个别情况结合到随后的结构中去了。实验科学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从物理学算起，它们的一种理论可以被另一种理论推翻，或仅保存具有真理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但在逻辑－数学结构领域，没有一个结构是在一个历史时期被证明为有效的之后被抛弃的。错误只在于把它认为是唯一的因而是必然的结构，实际上，它随后就变成更丰富、更广大的整体中的亚结构了。从历时性与同时性的关系这个观点来看，这里就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即现时的平衡看起来像是仍继续下去的平衡的一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