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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精神与身体医学或皮质－内藏医学（根据思想体系而定）所搜集的许多毋唐置疑的事实在这方面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仅仅表明精神生活（意识与高级神经活动合在一起）对受激素和神经调节的器官所起的作用，而丝毫不表明意识在其神经同伴体之外自身所起的作用。
于是，第二种解决办法就是平行论或心理生理同构论。按照这一理论，意识及其机体同伴体构成同一个实在的内外两方面。但在这两方面之间不可能有因果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只是同一个实在（人们可以随意以唯心论、唯物论或自然二元论的字眼来表达它）的两种可能的表达。这一解决办法是合理的，但缺陷是人们不再分辨出意识的功能，它只限于伴随某些物质过程而自己本身不产生任何东西。
因此我们建议第三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只是第二种解决办法在认识论上的推广，但赋予意识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的确，在分析各意识状态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发现一个基本情况，即这些关系从来不属于以上所述的那种真正的因果关系，而是属于另一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可称为广义的蕴涵。一种意识状态主要表达一种意义，而一种意义并不是另一种意义的原因，但蕴涵着另一种意义（从逻辑上讲多少是如此）。比如，2与4的概念不是2＋2＝4这一命题的原因，但必然蕴涵着后者，它们可不是一回事。假如从一架计算机上，人们从2与2出发可以得到4的话，那么只要操作者不赋予4一种意义，不把它表达为有意识的蕴涵，这一原因性的结果就不构成一种意识状态。简言之，意识构成一个蕴涵体系（在概念、情感价值等等之间），神经系统构成一个因果体系，而心理生理平行论则构成蕴涵体系与因果体系之间同构论的一种特殊情况，这样就恢复了意识所特有的一个功能。
在纯粹的社会科学中，意识事实与物质因果关系的二元性随时可见。有的社会学，如韦伯的社会学，强调意识事实的现象学方面，有的，如马克思主义，则只满足于还包含物质事实的解释。
由此，人们——尤其是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心理病理学的论述中把解释的两大类型对立起来。一类的基础是对意向和有意识的意义的“理解”，另一类的基础是根据物质因果关系而作的“解释”。但是，如果说这种区别是有用的，甚至是非常确切的，那也不是根本对立的。在探讨人们试图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制造的人为争端时，我们已经看到是什么缘故了。实际上，如果人们真想利用蕴涵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平行论——刚才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平行论——这个假设的话，那么，这二者与其说是根本对立的，倒不如说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相辅相成甚至以不同的但可以比较的形式在精确的与自然的科学中也能看到：数学研究蕴涵，它只去“理解蕴涵”不作因果解释；物理学研究物质事实，“解释”物质事实。于是，概念的蕴涵与物质的因果关系之间的平行论变得如此紧密，以致因果性或解释性的模式在蕴涵序列与物质序列之间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人文科学一个非常普遍的趋势是采用类似的方向，也就是说它们全都力图理解与解释，而不是只理解不解释或只解释不理解。
在有关人文科学的主要理论方向这一节里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探讨，我们将在有关人文科学共同机制那一章（第三章）中再谈。
八、专门化与整体化：基础研究与应用
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以区别问题及理论，并在本学科内部或与邻近学科建立起整体联系为其特征。这种自然性发展带有近乎生物学的面貌，而且直接来自于智力在个人内部和个人交际活动时所特有的建构规律。但由于社会学的干扰，有时甚至由于种种意识形态的干扰，更不用说由于那些一般与生成的科学的自发倾向多少结合在一起的、但能作为特殊的、促进的或扰乱的因素起作用的认识论考虑，这种自发性发展变得复杂了。
A 在人文科学中，使专门化的自然过程复杂化并经常以某些明显的缺陷来代替专门化的优点的一般性社会学因素，是在学科内部“学派”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立和教条主义的危险。
这种现象大概是人文科学特有的。因为自然科学虽说也有学派，但主要是指在实验或演绎还没有宣告争论结束时与所持相反立场有关的思想潮流。例如，十九世纪末物理学中唯能论者与原子论者的争议主要就是一种认识性的对立，而不是派别的表现，而且随后发现的新事实使各种观点得到了统一。在当代微观物理学中，由于波尔和布罗伊的伟大名字，人们确实说哥本哈根学派、巴黎学派，但关于随机变量的初级或派生特性以及关于底层决定论的存在或不可能性的争论则来自有待最后统一的各种解释。
在人文科学中，意识形成本身就导致学派的对立，这是很自然的，而且常常引出富有成果的对立。但是，撇开这个因素不谈，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现象有时非常普遍，同时因学派而分的专门化还处于较低的等级，远没有达到重大意识形态争论的等级。因此在这方面举一两个例子或许是有益的。这样的例子我们将在心理学中选择，因为心理学是人文科学中最具有实验性质的。
一个典型例子是心理分析的各个不同学派。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些新资料和新解释，但由于它们出乎人们的预料以及弗洛伊德主义所包含的同当时机械论思潮相对立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这些新资料与解释没有一下子得到舆论的赞同。然而弗洛伊德非但不站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科医生经常争论的那一方面，想方设法去说服他们——这本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依靠某些友好的反应，如布洛勒、弗鲁诺伊等的反应——却宁可率领一个由第一批门徒组成的小组继续沿着他的道路工作，而不去作任何有步骤的与他们的思想接近的尝试。本着这种科学态度，但也为了在业务上维护他们的新生技术，弗洛伊德主义者于是成立了国际心理分析学会，该会只吸收由它培养出来的成员。树立这样一种“学派”精神的优点自然是使在相同原则上意见一致的专家们可以勇往直前，不必不断地回到初始的问题上来。但也有两个缺陷。一方面，过快的意见一致使人们忽视验证，而心理分析正是在这方面特别吸引了对弗洛伊德的功能主义也感兴趣的实验心理学家。另一方面，意见的分歧导致新学派的产生，而这正是在荣格和阿德勒那里所发生的情况。就目前情况而言，形势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正在发生变化。第一个原因是某些心理分析学家感到了实验基础以及把理论与总的心理学理论联接起来的必要性。例如，在斯多克桥（Stockbridge）因拉巴包特的著作而产生的运动就是如此。第二个原因是实验心理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不接纳弗洛伊德主义的细节，而只接纳心理分析的主导思想。目前，各心理分析“学派”有一股分解为各个个别“小字派”的不容忽视的、富有意义的趋势，但“学派”依然存在。
另一个例子（虽然性质有别）是在一段时间内由美国行为主义所标志的、反对“精神主义”那种令人怀疑的研究或多少直接参照主体意识进行研究的倾向。由华生发扬光大的、但也同美国以外广大地区的思潮相一致的行为主义（参阅苏联巴甫洛夫的心理学以及法国皮埃隆的心理学），提倡一种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在研究主体时不从主体的内省出发，而是从主体的全部行为出发。从这样一种观点看，思维的内部机制就好象主要是动作本身内化的产物，是一旦内化的语言或感觉运动性动作及其他等等的产物。但是行为主义学派在其初期的特点是不但否认思想是词语意义的体系，连思想的存在都根本加以否认，甚至还禁止提到意识这个词。因此标志着这一学派形成的特征的就是一个仍然有效的方法论在理论上的推论。同时人们也很懂得，更多地注重研究者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他们的意见一致，对使一种新方法论开花结果的益处。然而，从那时起，立场变得温和了，今天人们所说的“行为论”在观点上赢得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但正因为如此，在程度上还可能有不少差别，以致再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派”了。我们已经说过，比如说，当托尔曼引用“期待”作为学习的基本因素之一时，人们几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