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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曾经经历了女性地位显赫的历史阶段，并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它的出土，也在美术界引起了震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人认为，古代的中国缺乏人体艺术。他们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誉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的中国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身体。中国的人体艺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泊来品”。
正当人们为古代中国缺乏人体艺术而遗憾的时候，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出土了史前时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现，把中华民族的人体艺术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女神庙里，考古队员又在遗址的主室内，发现了泥塑的龙的残体。
龙的上下颚獠牙毕露。据在现场专家的推测，这条龙的躯体肥大，当年，它卧在主室内的顶部，昂首朝向北方。
与真人等同的女神头像
在遗址的北室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对长度竟然达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鸟爪，专家们分析，当年，在庙的北面的墙壁上，应当有一只巨大的鸟神在那里伫立。
鸟神和龙的头部为什么都朝向北方呢？难道在庙的北面还隐藏着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当考古队员走上北山坡的时候，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在距离女神庙的北墙仅仅8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红山人利用山梁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东西边长约200米，总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山台子。
山台子高出女神庙大约2米，周边有人工砌筑的石墙，石墙的走向与女神庙完全一致。这座大型的山台子是红山人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们认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带，曾经是红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偶像，除了女神以外，还包括猪龙、神鸟在内，但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庙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郭大顺：“围绕着女神庙和祭坛和积石冢，我们叫做坛、庙、冢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这个山梁上，它有这个，自己的布局规划，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甚至于这个区域再往外，很大一个区域里，没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大型的，祭祀遗址，和这个史前时期，那种在家内，在家庭里头搞祭祀，甚至于在一个聚落里，他单设一个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个规模要大得多，它应该就是它的红山文化的，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这样评价：女神庙里的塑像可以称为“神”，但是，她们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当1983年的初冬来临的时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队员们，满载着收获和喜悦，返回了沈阳市。而把女神头像抱回沈阳的，仍然是考古队的女队员魏凡。
这次经历，成为魏凡一生的骄傲和最美好的回忆。
而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因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庙的发现，在国内外掀起了高潮。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六集《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4年7月24日，《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隆重召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讨5000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是，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1986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人们哪些思索和启示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故乡。过去，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往过分夸大中原的作用，忽视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过去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炉。
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大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而红山文化，则赋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内涵，它使人们注意到，礼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
专家和学者们认为，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而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过去，人们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突然醒悟：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历史上，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
李济呼吁：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全景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严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外，还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就是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
严文明：“红山文化处的这个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东南，是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后它北面呢，又跟这个，其他的新石器，以这个采集或者是狩猎，以这个为主要经济的文化，它又有相当的交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整个中国的东北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间，发源于关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发源于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他们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之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中原发达的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使红山的农业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人口的显著增长，也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当时红山文化区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从敖汉旗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资料中，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规模之间的比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从红山文化聚落看当时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从规模看，小型的红山聚落面积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约三万到十万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红山聚落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