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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泉州人在离“清净寺”只有百步之遥的地方，修建了“关帝庙”主祀关羽。600年来，一个是阿拉伯伊斯兰教，一个是中国民间信仰，在一条街上相安无事，归根结底还是这座城市的“宽容”。
走进这座经过复原的印度教神庙，迎面站立的神像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除了中国泉州，在印度也只有两家博物馆藏有这种中世纪印度教的艺术精品。
印度教是最早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泉州出土的二百多方印度教寺庙神像雕刻和建筑构建，是我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庙遗物，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古基教在东方的早期代表作
陈列在展厅里的印度教石刻，具有典型浓郁的印度艺术风貌。这种精致娴熟的表现手法，连印度学者都曾怀疑是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素有“桑莲法界”之称的泉州开元寺，有七十二方印度教“狮身人面”石刻浮雕被嵌砌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后廊檐下，立着两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九幅印度教神化石刻。开元寺成了这座城市宗教文化混合交融的神圣殿堂。
泉州郊外池店村的旧街上，有一座“兴济寺”与小杂货店紧紧地连在一起。与乡亲们朝夕相伴挤在一起的是尊很奇特的神像。他丰胸束腰四臂持镇妖法器，脚下踩压着魔鬼，一幅庄严执法的神态。考古专家对这尊神灵进行了籍贯考证，认定他是 “印度教舞王”，本该是泉州城里印度教寺庙的神物，元末明初的一场战乱，使它流落到这里。
印度“舞王”成了中国的“水神”，这个有趣的误会至今仍然在延续着，成了泉州特有的文化现象。
在泉州城南20多公里的华表山下，有一座寺庙，因南宋绍兴年间始创时用茅草搭盖，故庙号“草庵”。宋元以来始终香火不断，这里供奉的是崇尚“清净光明”的“摩尼光佛”。
五代彩绘石散乐浮雕
寺庙遗址中出土的黑釉碗，能看出是专门烧制的，可见当年摩尼教信徒的人数不少。元代草“庵”改为石结构后，寺庙建筑因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形式而明显地汉化。
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摩尼教曾经盛极一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草庵”是世人最后能见到摩尼教始祖真相的地方。
泉州造像活动也异常活跃。西资岩依山凿刻的五尊大佛，是研究晚唐泉州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
宋代用整块巨石雕凿的老子造像，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道教石雕。思想家和蔼可亲的哲人形象，就在泉州清源山下被完美的表现出来。
唐·泉州西资岩石窟
泉州东门外风景秀丽的山丘上，安眠着两位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时期，渡航海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先贤。山因贤人而灵，便取名“灵山”，墓因贤人而尊，便被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
许多阿拉伯穆斯林也安息在这里。
泉州“海交馆”宗教石刻陈列馆中，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一行波斯文是“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中文写刻着“郭氏世祖坟茔”。
据查考，波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于元代远涉重洋到泉州经商，他最终定居下来并取了中国姓氏，郭。
泉州有一个丁氏大家族，也是阿拉伯侨民的后裔。从第一代繁衍到现在已有两万多人。
宋·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丁氏宗祠始建于明代，经过历代重修有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是福建省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回族祠堂。”
郭氏和丁氏家族已经成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移民史的活文物。
这优雅婉转的韵律，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古乐。它是中国现在仍在演奏的最古老的特殊乐种。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一带，是南音演奏和传播最为活跃的地方。朝代兴衰更迭，皇帝早已不见踪影，惟有这古乐能穿透时空得以不断地流淌。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出发，在途经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圈中，现在仍然可以体验到南音古乐“余音绕梁、三日不散”的无穷魅力。
音乐史学家们惊喜地发现，现代在沿用流行的南音乐队编制，在出土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五代彩绘石刻中，能清晰的见到它的影子。
泉州东南海滨，有一个叫“浔埔”的渔村。在这里人们用巨大的海蛎壳磊砌起了一大片已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屋。 “浔埔女”不论年长年少，总喜欢在发髻上插满清香四溢的时令鲜花。这里的老妇人也总习惯在头上包扎着阿拉伯式的“番巾”。鲜花和头巾数百年来成了这里永不落伍的时尚，民俗专家们也从这里看到了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遗风。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上）
20世纪初的龙骨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城里一片混乱。此时，一位在中国行医的德国医生哈贝尔，被迫离开北京，临行时他带走了一箱叫做“龙骨”的药材，实际上，龙骨是远古哺乳动物的化石。后来，哈贝尔将龙骨送给了德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位教授竟然从中辨认出一颗远古灵长类的牙齿。
1914年的中国仍旧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此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但他念念不忘施洛塞尔教授在中国龙骨中发现的那颗牙齿。到中国后不久，他就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予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便吩咐他们到华北寻找化石。
1918年，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
1921年春，三个外国人出现在周口店。三个人中，一个是安特生，一个是美国人格兰阶，另外一个是奥地利学者史丹斯基。
第一个对龙骨产生怀疑的人是德国医生哈贝尔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肿骨鹿、犀牛的化石。同时安特生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脉石英碎片。他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3年后，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访华时正式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师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
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无法令人信服。
在步达生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圆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学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双方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三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作了规定：
1924年，年仅24岁的裴文中北大毕业后来到周口店工地
“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捷的率领下，周口店第一地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10月16日，步林风尘仆仆地从工地赶回办公室，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他找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音：就）齿。这颗人牙使步达生兴奋异常，他给安特生写到，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步达生根据这颗人牙，首次提出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并认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纪，距今大约50万年左右。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地。
1927年周口店发掘现场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