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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黄景略、俞伟超专程考查了曹植墓，认为该墓从形制到葬品都堪称曹魏时期的标型，对于研究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社会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三国墓葬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多，该墓弥足珍贵。由此，当地政府制定出了《鱼山曹植墓保护及景区规划》，将文物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融为一体。据报载，景区规划由6 个区组成：曹植墓文物保护区，曹植纪念馆，子建祠区，山顶景区，公园区，生活区。总投资759 万元。分6 期工程，6年完成。其中第一期工程已于1995 年完成，修建了墓区围墙、增建墓区阙门，迁建隋代神道碑楼，修复曹植墓和新发现的三座陪葬墓。待到全部工程结束后，濒于毁弃的一代名人之墓，不仅会恢复原貌，还会以新的墓葬文化内涵，吸引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
千古英名壮益州——蒋琬墓
蒋琬是继诸葛亮之后又一蜀汉名臣，以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对维护蜀汉政权的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世对他深切缅怀。蒋琬墓因此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保护、瞻仰，成为四川的一大名胜。朱德、郭沫若、邓小平、张爱萍等现代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也都先后来墓地参观、考察、凭吊过。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初随刘备入蜀，仅为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华阳镇）长。官不大却被诸葛亮发现，视为人才。刘备一次去广都，看见蒋琬什么事都不管，当时又喝醉了酒，深为恼怒，打算从重治罪。诸葛亮进谏劝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这才免了死罪。建兴元年（223 年），刘备死后，诸葛亮即招蒋琬入相府，历任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抚军将军等职，深得诸葛亮赏识、器重。诸葛亮临终前密奏后主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国力薄弱，主师新丧，国内政局动荡，曹魏乘机欲侵。面对如此艰难时局，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特别当听到有人举报杨戏、杨敏心存不满的言论后，蒋琬豁达大度，并不治罪二杨，反而为此自责，“由是众望渐服”。延熙六年（243 年）因病在移交蜀汉军政大权给姜维、费祎后，上疏请退驻涪县（今四川绵阳市）获准。三年后（246 年）病卒，谥号“恭”，史称“蒋恭侯”，葬于涪县吉壤。
蒋琬墓，位于四川省锦阳市西山公园内凤凰山上。墓高4。65 米，墓围31。6 米，为八角形复钵式建筑，由座、身、檐、顶四部分组成，形制奇特。墓前立有一通高2 米的石碑，上书“汉大司马蒋恭侯墓”。墓及碑均重建，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系锦州知州李象昺所立，神道碑上刻有蒋琬生平简介，留诗一首：“语到仙云齿亦香，蒋侯祠墓并流芳。小心自可襄诸葛，大度犹能恕二杨。一代名臣留片壤，千秋知己属同乡。零陵公辅长沙守，南国文光信有光”。在其墓后，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春，蒋琬裔孙、龙安府（今四川平武县）知府蒋德钧所书“蒋恭侯墓”石碑一通。其碑文正楷颜体、浑厚雄劲，被后世视为书法珍品。神道两侧立有石翁仲、石马等石刻像。地面建筑还有距墓半里的蒋恭侯祠三间，也是清道光年间所置。原祠内历代楹联匾额比比皆是，大多出于名家之手，万分遗憾的是这些墓葬文化精品早已随祠损毁，仅在《绵阳县志》中留下民国八年（1919）吕超的楹联一副：“室护风云，与丞相祠堂并峙；山排旗鼓，看将军壁垒常新。”至于刻于碑石、记于史册的凭吊蒋琬墓、祠诗文，也有一些流存，如“忠雅开王业，艰难继老臣”，“武侯之亚有恭侯，千古英名壮益州”。从这些留下的诗文中，不难看出后人心目中的蒋琬，是可与诸葛亮媲美的一代名臣。
蒋琬墓、祠历经1700 余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也曾一度“沦于荒烟蔓草中”，“残碑荒冢，字几莫辨”，甚至可能被盗过（据当地人称：1949 年后，文博部门曾在绵阳征集到蒋琬的带钩，上有铭文81 字，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但自清道光李象昺修复后，迄今保存完好。关于蒋琬的墓、祠，《三国志·蒋琬传》、《元和郡县志》、《蜀中名胜记》以及《绵阳县志》等典籍史书均有记载，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其中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蒋琬传》，文中叙述了魏国大将钟会奉命攻蜀，因敬仰蜀汉名臣蒋琬，攻下涪县后，特去祭扫蒋琬墓的史实。陈寿与钟会同时代人，此事发生在蒋琬死后17 年，当为可信。
1949 年后，中、外游客前往蒋琬墓地凭吊、考察、游览的日益见多。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郭沫若、邓小平、张爱萍等也先后来过墓地，张爱萍参观后还题写了一方“蒋恭侯祠”匾额。文革浩劫中，蒋琬墓地难逃其难，遭到严重破坏。七十年代末，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之后，当地政府屡次拨款，不仅修复了原墓及有关地面建筑，还扩建了墓园，增设围墙和碑亭。同时，又在墓侧重建了蒋恭侯祠，祠内供奉新铸的蒋琬铜像一尊，造型栩栩如生。如今的蒋琬墓、祠，已成为绵阳市西山公园一处引人入胜的重要景观，是凭吊蜀汉名臣蒋琬的胜地。
梁祝墓前说“化蝶”——梁山伯祝英台墓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这个传说最富想象力、最富文化色彩的是其结局部分：祝英台投身梁山伯墓中，又化为美丽的蝴蝶，双双飞出墓茔。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学作品，这个结局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墓葬，在全国有七处之多。
据载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永和（345—356）年间。其内容为：祝英台生于江南富庶人家，生无兄弟，自幼聪颖好学，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长成论及婚嫁，希望她能外出游学，找一个知书达礼的贤能之士，托付终身。祝英台遂改男装，取男儿名离开家乡。在求学途中遇梁山伯（会稽人，名处仁，字山伯），吟诗论文，各抒其志，颇为相投，遂同至义兴（今江苏宜兴）善权山（今善卷山）的碧鲜岩，筑庵苦读三年之久，梁山伯全然不知祝英台的女儿身，而祝英台却深深爱上了梁山伯。囿于封建礼教的枷锁，临别（传说中的“十八相送”）时，祝约梁某月某日可来祝家，将亲妹嫁给梁山伯，实则以身相许。不知情由的梁山伯返回故里后，自愧家中清贫，不能如期赴约相亲，误了日期。直到梁山伯任鄮县（今浙江宁波）县令时，才匆匆赶来祝家。祝英台已被父母做主许配给了马文才。得知原委的梁山伯懊悔万分，带着一腔难言的死恋之情，返回任上。尽管他清正廉洁，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因思恋祝英台而积忧成疾不久逝去，临终前遗言葬于清道山下。第二年，祝英台得知梁山伯故去的消息，马文才逼婚，祝提出要祭拜梁山伯墓才嫁入马家。马文才与之乘船前往。行至山下，风浪大作，泊于岸边。一身新娘妆扮的祝英台快步来到梁墓前，失声恸哭。须臾间，梁墓洞开，祝英台投身茔中。马文才拦之不及，但见两只一黄一黑大彩蝶从墓中飞出，在林间翩翩起舞。宁康三年（375），当朝大臣谢安闻知此事，深为感动，遂奏请朝廷，祝英台被封为“义妇”。晋安帝年间（397—415），追封梁山伯为义忠王，“令有司立庙”。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七处墓址，分别在：河北林间、山东嘉祥、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江苏江都、宜兴和浙江宁波，其中以宜兴与宁波说法较盛。
据《十道志》载：“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宜兴县旧志》载：“善卷山下有善卷寺，该寺于齐建元二年（480）以祝英台故宅改建。”南宋末年的《毗陵志》有诗写道：“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台。”说的都是祝英台读书时的遗迹，充其量也是祝梁共同苦读之所。可到了明代，经文学家冯梦龙《情史》的渲染，梁祝在宜兴不仅仅是读书之所：“吴中花蝴蝶，橘蠹所化，妇孺呼黄色者为梁山伯，黑色者为祝英台。俗传祝死后，其家就梁冢焚衣，衣于火中化成蝴蝶：盖好事者为之。”这一说法，也没将梁祝墓址认定在宜兴。今人石三友先生在《祝英台的故乡》一文中，说到宜兴梁祝墓址时，有了进一步发挥：“碑亭附近，尚存‘晋祝英台琴剑之冢’的墓碑，是埋